第10部分(第3/4 页)

也是孤立的，面对来自美国留学生对《新青年》骂人和不容讨论的批评，胡适在《新青年》上表态：

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群体。上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在文化气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钱、鲁的方式为主导，胡适则注定要被边缘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识界（左翼）在政党背景下策划倒段运动。11月2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集聚着被运动来的学生、工人约五万，散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其中部分队伍手执旗帜，上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标语，浩浩荡荡，直冲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而去。在现场，人们一边高呼“人民有###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一边以“正义的火气”，点燃冲天大火，把恰恰象征着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而晨报不过发表了煽动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张。事后，从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分别走出但还保持私谊的胡陈两人论及此事，胡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独秀却在信中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的逻辑一以贯之，当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许别人讨论；同样，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够的话）不允许对方存在或消灭它。不宽容的逻辑必然导致纵火这种表达“正义火气”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不断升级……，终于，它酿就了20世纪这一百年来的血与火。

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4）

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针对陈独秀的反问，他的批评可谓严厉：

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批评过后，胡适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令胡适惊心的是，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他们已经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吁兮！胡适是杞人忧天吗？历史不幸如此，使我们倍感宽容的重要。当年，从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们分明可以把握这其中的发展脉线。这条“不宽容”的脉线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创，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上也走出了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30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90年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