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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并作一类，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个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或者说，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的裂痕，它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团体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了我们20世纪的文化传统，那么，今天我们倒真需要反问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传统？至少，由它的“不宽容”所导致的历史负面性，我们今天还缺乏到位的体认。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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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3）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营的不同文化对比。如果胡适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陈的态度则是“不容”和“一言堂”。这是“文化霸权”，也是“正义的火气”的自然流露。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的。陈独秀没有考虑到，所谓“对”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种“认为”，而“认为”常常是人各认为。当你认为“对”就不容讨论，哪怕即使“对”的是你，这样的逻辑也将导致文化专制——“对”的专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的是开始骂人了，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以“通信”为题，钱玄同写到：

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针对上述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接过话头：

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钱玄同语）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者骂人在先，并且以骂鸣锣开道。你看，对方还没出阵，它就把未来的敌手给“妖魔化”。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更有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了，新文化运动已有10年的历史，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鲁迅对于反白话文的态度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当年，苏俄的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胡适呢？和以上几位相比，胡适是理智的、宽容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