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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胡适”已不仅是他自己，而是某种精神的象征。问题是，今天，如果我们把“胡适”作为21世纪的文化选择，那么，由他所代表的精神坐标到底是什么呢？

胡适一生和他的思想都相当丰富，有这样一篇写胡适的文章，内容没看，但题目却过目未忘：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这句话非常到位，庶几可以视作胡适的墓志铭。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以及20世纪历史本身都留下历史辙迹的胡适，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放在今天，我以为有这样一点——这也是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什么是宽容？应该说在中国本土的传统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精神资源。作为一种价值之光，20世纪以来，它主要是靠当年留学英美的那拨知识分子输入和奉持，而胡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门或韦伯斯特等大辞典中，宽容通常解释为对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承认。美国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是的，社会作为一个异质共同体，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异的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无法一致。那么，这样一群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存呢？如果我们不是强调彼此之间斗争的话，宽容就是构成社会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培养自己的宽容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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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2）

然而，20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宽容。20世纪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宽容则是这种哲学的反面，它由于被误认为是软弱、妥协和不彻底，因此，奉持这种价值的胡适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反面。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劳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却以“容忍与自由”为题，连续作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讲演），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容忍”。他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进而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异己。在胡适看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当然胡适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在“容忍与自由”之后，胡适致信苏雪林。信中再度重复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词：“正义的火气”。胡适是很郑重地谈这个词的。在说过有关《红楼梦》的一大段问题后，胡适笔锋一转：“现在我可以谈谈‘正义的火气’。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西游》《封神》，认为它们是“惑世诬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适不惜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正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胡适方才十七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在北大，北大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这己对人和人对己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