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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不肯在袁手下做事，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决定斥巨资80多万两白银，在南京紫金山第二峰的南麓修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举为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国民党中委沈涵认为这是个肥缺，做梦都期求。杨杏佛为了保证中山陵的工程质量，决定公开招标。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许多一流建筑公司，纷纷投标竞争。为了达到中标的目的。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往杨杏佛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沈涵对杨杏佛非常嫉妒，想取而代之，便设计陷害他。沈涵派亲信刘发，谎称是大同建筑公司的，叫杨良光，到杨杏佛家里送去金砖10块及山珍海味两大包，请他在研究工程招标时给予关照。杨杏佛收了“杨良光”的礼，打了收条，签了字。刘发拿着杨杏佛收受贿赂的铁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杨良光”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杏佛心里纳闷：一是谈话时，他用错了几个专业术语，不像是搞建筑工程的；二是送如此厚礼的，独此一份；三是似曾见过。于是悄悄紧随其后，一直把“杨良光”护送到沈涵的家门口。

杨杏佛将此事向宋庆玲作了报告，宋庆玲听后无限感慨，把一张折叠的纸条交给了她。杨杏佛打开一看，惊诧不已，问：“我写的这张收据怎么会在您这里？”宋庆玲说：“沈涵恶人先告状，编造谎言，说什么他意外得到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于是就送我这里来。”杨杏佛脸上露出了微笑，说：“您看到我亲笔签名的收条，就一点也不怀疑我？”宋庆玲睿智地笑笑：“那天，我一看到这张收条，心里就想，这是一条多么巧妙结实的绳索呀，沈涵这只老狐狸被你套住了！”

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的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了礼。招标会之前，杨杏佛带着他们，包括化名“杨良光”的刘发，参观了礼品陈列室，当他们各自看到自己的公司名称和所送礼品时，十分尴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3）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

1931年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Com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这篇报告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红色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要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