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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小道消息也盛行了起来,纷纷推测着攻击发起的日子,而对于平时更为关心的,我们在什么时间换防的问题,都被当前紧张的攻击准备淡化了。
受指导员李树清的电话命令,我下阵地去找团参谋长领要修工事的编织袋。刚到山下的简易公路上,就在一群士兵里看到了范帮祥和丁致波的班长,与他主动打招呼才知道,他们是去看攻击路线与地形的。他们四连已由军工连(主要任务是救护和输送一线所需物资及弹药,也就是担架队)改为预备队。
好!这下好了。如果五连和六连攻击顺利,四连就不会投入战斗,不投入战斗就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危险,更值得欣慰的是,范帮祥入党了。
下一趟山并不容易,李久清是一定要见的。我一边享受他的罐头招待,一边听他说着来自家乡的消息。他在京山县委办公室当主任的哥哥来信说,京山县委原定在春节前组成前线慰问团,对京山籍战士进行慰问,他哥哥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这样他们兄弟就有可能在前线见面。但因中央军委限令地方性慰问团体在春节期间对前线的慰问,县委只好给我们寄来了印有“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京山县人民政府”字样的毛巾被,以此表示家乡政府对前线子弟的关心和慰问。
他带我找到了三连炊事班的胡忠华,并说胡忠华在前几天的炮击中差点负伤。
战前训练时,连属六零式迫击炮班集中在一起训练,是我和胡忠华在给他们做饭。我虽对做饭这项工作厌烦到了极点,但那是一段我当兵以来最为快乐的时光。
我们住在大队部的木楼里,令我惊喜的是,如此偏僻的村庄大队部里,竟然有一个图书阅览室,而更令我兴奋的是,书柜上有最新及以前年份的美术杂志。我爱好绘画,却不曾有机会读到这样的杂志,于是我大部份的时间里,都是抱着这些杂志在读,那份愉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
村子里的夜晚没有电灯,但月光总是如垠般皎洁,美丽而浪漫。有几个多情而大胆的村姑,总是在这时把我们俩拉出去散步,玩得高兴的时候,她们会拉我们一起跳她们的民族舞蹈,把那炮班的战友们羡慕的个个要死。
说起这些快乐的往事,胡忠华的笑声还是那样爽朗,他问我有没有给那几个姑娘写过信,我坦诚地说没有,他表示理解,他知道我心中的梦想。
他俩又带我找到了二营机枪连一排长余双的帐篷,余双却不在,我们正准备走,有一个战士自告奋勇去找他。只等了一小会儿,老远就听到余双叫着我的名字快步回来了。他兴奋地说:“听说你来了,酒也不喝就跑回来了。”
刚一坐定,他便这一个菜,那一个菜地算计着叫人做饭去了,全然不顾我是否有时间在他这里吃饭。
他做饭的工夫,我找参谋长领回了编织袋。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叙着旧,浓浓的战友情谊,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塞满了整个帐篷。特别是他们将在随后的攻击作战中加强到主攻的五连和六连,那种义无返顾,慷慨赴死的激情惨杂着对美好青春和生命的留恋,完美地诠释了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感,为了祖国,也为了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们不惜用生命去维护。
下午回到阵地,顾不上休息,就和陈成利修起了工事。宋振清过来说排长叫我去一下,我听后一椤,心想他可能要批评我回来晚了,很快又排除了这个可能,疑惑着进到梁吉发的洞里,他很和气地叫我坐下。他这一客气,我反而更加疑惑了。
他绕了很大的弯子,并尽可能用和缓的语气说完后,我终于明白,是要把我和文玉海对调。
文玉海是八二年的炊事班老兵,炊事班解散后去了二排,由于人勤快,就到指导员身边当了通信员(类似于勤务兵),考虑到战后立功的问题,只有现在下到班里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不想回二排,指导员同意了,他选择了九班,可是跟谁对调呢?最初想到的是李忠彬,可他没立功,就这样调走,怕他背上思想包袱,于本人于工作都不利。
本着调到新单位后不背包袱为原则,就决定了我,我立过二等功,到了新单位不会有包袱,别人也不会认为是因为工作不好而调离,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他这样说完,我也就同意了。我知道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情,不如爽快地答应,自己的想法已经不重要了。
梁吉发又说:“我是很不舍得你走的,但又不得不这样决定。”苑庆敏也在一旁说:“九班的人才调走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说实话,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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