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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热妮娅和莉莉娅的房间，脱下夹克放在桌上，开始在书和练习本里翻来翻去。我站在走廊里，咬着指甲，表面平静地看着搜查的过程，把对这帮人的愤怒与憎厌埋藏在心里。

他们的脸恶心得要命，第一个走进来的那个人穿着军大衣，长着金发和叫人不寒而栗的灰眼睛，他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微微下扯，这让他的脸看上去很不舒服。第二个穿着夹克比他矮些的人应该是个犹太人，留着削短的黑发，典型的犹太鼻子和棕色的小眼睛。他的脸上透着亮堂的粉色，剃掉的胡须还留有清晰的轮廓，皮肤好光。长得真可笑。

我走进房间，坐在床上，还在咬着手指甲，并努力止住腿的颤抖。突然，我听到姐姐们的声音，就跳起来冲到走廊。姐姐们回来了，她们相当镇定地脱下了外套。妈妈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们：“饿了的话就去吃点儿东西，厨房里有面包。”我们都过去了，热妮娅和莉莉娅吃面包喝茶的时候，我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

警觉占据了内心，我的腿抖得更厉害了。那些人的搜查还在继续。莉莉娅坐下来开始画漫画。热妮娅随便拿起一本书看，我坐在她身边，先看了看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再看了下门卫，然后瞧瞧莉莉娅，又注视着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的妈妈。

我们对那个士兵的每一句评价都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回答。比如，他拿出储钱罐，笑笑说：“我猜里面有不少积蓄吧？”

“是不少。”妈妈赶忙回答。

“用刀撬就能拿出来。”热妮娅脱口而出，声音里有一丝讥讽与嘲笑。当士兵在书架上的旧纸堆里搜东西的时候，热妮娅说：“你的手一定被弄脏了。”

“嗯，是有点儿脏。”

“你们下次来搜查，应该提前通知。”

“好吧，下次我们会通知的。”

“那我们就会撒更多的灰上去。”妈妈用极轻的声音嘀咕。

时间过得很慢。莉莉娅担心她的日记被查，当我猛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什么时——就比她更担心了，我害怕极了。那个士兵去我的房间时，我紧张得简直快受不了了。我们三个待在房间里，门大开着。一个沿着走廊踱步的红军长官探头进来微笑着看看我们。不久，第二个搜查者也进了我的房间。爸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他这辈子一直这样。”热妮娅说。

“你说谁？爸爸吗？”

“是的，这样子怪有意思的。”

金发军官搜完了房间，就去了走廊。他不戴帽子了，露出了浓密曲卷的头发。他打开放毛巾的橱柜，腰都没有弯，用脚踢开又脏又旧的鞋子。然后打开盖子，去搜一只大箱子，箱子里的东西不是特别干净，他转身对妈妈说：“请把这里打扫一下。”

“这可不是我份内的事，”妈妈顶了他一句。门卫开始把脏脏的毡靴往外提。

我们都聚在走廊里，带着讽刺的微笑关注着搜查者的行动。搜查结束后，所有人（除了我们姐妹三个）都到了妈妈的房间里。我在那扇门前来回地走，想把听到的只言片语重新组成对话。大约3点，他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紧张地坐在床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带走爸爸。时间过得异常地慢，爸爸的房间里安静得要命。后来传来了脚步声，只见五个不速之客都从妈妈的房间里出来到了走廊。

“再见！”

“欢迎再来。”

他们大笑，摔上了门。

“万岁！一切平安。”

早上我太想把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伊琳娜了，在快下课时，我才完全放松下来。

监视与警方搜查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俄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一系列的逮捕、驱逐和死刑都始于20世纪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会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富农（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富有农民），接着是经济人（买卖人或商人）、神职人员及资产阶级专家。尼娜父亲因为反革命的身份而成了头号目标。为了找到如日记、信件或者反动报刊等犯罪证据，警方的突袭搜查变得司空见惯，并常常在晚上进行。紧随搜查之后的往往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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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5日

今天，他们像赶畜生那样把我们赶出去*，这让我气愤到了极点，也觉得更为无助了。在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的秋天，走在冰冷泛灰的路上，时不时停下来跺脚取暖时，我在心里暗暗怀疑这样的政权，讨厌他们对外国人和其他人所说的谎言和自我吹嘘……那难听刺耳的集体合唱让我直皱眉头。我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