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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北大的路正长。

想起一件往事。十八岁那年的金秋，我独自出门远行。行前，很多人纷纷来探新闻。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中年阿姨于是和我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你要去哪里读书？”

“北大。”

“什么？”

“北京大学。”

“北京的哪个大学？”

“北京大学。”

“我知道是北京的大学，到底是哪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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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0－31日，香港

侯桂新，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199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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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迟到的异端（1）

我几乎无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挂着藏青色的大风衣，头发乱蓬蓬地撅在额前，眼镜后面是一张自以为沧桑得要命的年轻面孔。和那些误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曾误以为我们或能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搅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让一曲异端的歌谣自此流传——虽然时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异端早已湮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歌谣倒的确是流传了下来。在我们险些被从北大一击出局的前夜，同伙许秋汉写下了一首忧愤的曲子：“让萤火虫在黑暗的夜里放把火，”伴随着酒瓶掷出窗外的破裂声，他曾在一间黑黢黢的宿舍里唱着，“让我在烛光下唱歌”。十多年后，这首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时代挽歌居然成了北大舞台上青春无敌的大合唱，让缩在观众席中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版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1989－1993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