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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