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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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