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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的一只人工望远镜,他才是计算机。
周四按照惯例是要开会的,我清晨回来,交了数据,就回宿舍睡觉。傍晚起来,洗漱一番,吃一包方便面,就来实验室开会。朴一凡一直坐在长条桌前,但这一次没有凝望《空山雨后》,而是抱着头看着数据发呆。
“不对,程宇,我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朴一凡晃着头闷声说。
“什么问题?”我问。
“关键是我把这个问题忘记了。”朴一凡说着无辜地抬起头,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朴一凡脸上呈现出一种从未出现的惶恐表情,这种表情对他这样极其自信的人是不该有的。
“你是不是累了,盯得时间太长得歇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好的。”我劝慰道。
说完我就去开会,会议开到一半时,朴一凡进来了。他在一个角落坐下,一言不发。大家又浮皮潦草地讲了十分钟就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一起齐刷刷地望着他。这时头头捋捋头上较少的头发,有点讨好地说,“小朴,你是主力,你谈谈吧。”
“我没什么可谈的。”朴一凡抬起眼皮白了大家一眼,他说,“我是来请假的,我想休假。”
朴一凡就这样强行休假了,不管头头同意不同意,他算是达到了告知义务。然后朴一凡就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出去旅行。我问他去哪儿,他什么也不说。奇怪,真是奇怪。朴一凡这一回怎么表现得如此落寞颓唐,他不应该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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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清晨,当我做完观测,困倦地走进实验室时,朴一凡已经不再坐在长条桌前。那幅《空山雨后》孤零零地挂在墙上。我有点不习惯地坐下。这个实验室没了朴一凡就象少了灵魂一样,那张桌子似乎也少了倾诉的欲望,所有的数据都沉默下来不愿再张嘴,我知道它们并不欣赏留下来的另一个主人。
中午时分,我被推醒,睁开惺忪的睡眼,刘先生站在我面前,他问“怎么不回去睡?”
“困了,在这儿看了会儿实验数据就着了。”我说。
“哎,这两天怎么没见到朴先生。”刘先生又问。
“忘了告诉你,他休假了。”我说。
“噢?”刘先生颇感意外,他随即瞟了一眼那幅名画,它完整无缺,堂堂正正挂在那里。朴一凡安的那个玻璃罩子还好好地上着锁,钥匙在我们手中,刘先生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这两个星期没有任何人有朴一凡的消息。白天有空闲时,我就去实验室陪刘先生。这一回我们两个人成为了凝望者,但我们和朴一凡完全不同。刘先生是生活的凝望者,凝望是他的工作,也就是生存的手段,他不管面前是什么,山峰也好,钢铁也好,名画也好,只管凝望就好了。而我则是一个空洞的凝望者。我的目光被名画挡住无法前进。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上面除了大片大片的空白,就是一件小事:一座空荡荡的山中刚刚下过一场雨,仅此而已。在这种无聊的时刻,我常常想起南极的企鹅,我和它们一样,谁也不知道在凝望什么,或者能获得什么,但我们就是凝望,也许这就是凝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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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的透镜(7)
第三个星期结束时,朴一凡依然杳无音讯。头头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也答不出来。仅仅半天时间,研究所里就开始有了谣言流行起来,有人说朴一凡跳槽走了,有人说他失踪了。
回到实验室里,刘先生正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他绕着那张长条桌来回走着。一圈又一圈,让我看了都眼晕。很长时间后,他抬起头有些紧张地说,“程宇,我觉得不对。”
“怎么不对?”我不明白。
“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好,我得找几个专家来。”他说。
刘先生很快找来几个专家,小心翼翼地把画儿取走,说是回饭店做个鉴定。下班后,我纳闷地回了宿舍,本想好好看看书,却意外的有些心烦,草草地翻了几页,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就上床睡了觉。大概是午夜十二点,我的电话响了。我迷迷登登地起来接,喂了几声,对方没有声音,正要挂,忽然对方传来一阵咳嗽声。
是朴一凡,我一下就醒了。因为朴一凡说过一句土耳其谚语:只有咳嗽,贫穷和爱情是装不出来的。
“你是不是想起了那句土耳其谚语。”这时朴一凡终于说了话。
“你在哪儿?”我马上问。
“我在国外。”他说。
“你为什么会在国外?你怎么能在国外呢?”我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