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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也许是对学生特别推荐，图书馆做了特别包装的优质译本，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当然也出去游逛。我有四个高中同学在清华，但那时我对清华校园比他们都更熟悉，因为他们必须孜孜板板地上课做实验，他们的父母朋友过来，也经常是我带着傻玩，手头没有钱，于是对北大清华这免费的游览地非常熟悉，当然那时候圆明园可以从21中后面的围墙钻过去，所以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圆明园对于北大逃课的学生有些像鲁迅的百草园。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贯江苏邳县，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级，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1996年毕业。2000年返校读研，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2003年硕士毕业后，供职于中央编译出版社。现任职务：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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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一点往事（1）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