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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点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确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到过，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旷课，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排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报告！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折出去调试题。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很抱怨我们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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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木：逃课记（2）

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消磨实在爽，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大家做什么的都有，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逛朋友，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我在大三以后，基本上听课的不考试，考试的课不听讲。大三临结束，我的学分还差两个。有同学告诉我，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我对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吴老师瞅瞅我，温和地说：“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课？”我稍微愣一下，如实回答说：“我没有上过课。”这让吴老师倒反愣了一会儿，“不过，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颜不作声，他接着说：“让你过来，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图书馆（今天的老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只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老头，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