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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力图不把安瑟尔姆列为唯一的继承人。他设计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案，把自己名下的绝大部分财富直接转给了自己的孙辈。起初，他似乎考虑把几乎全部的财产（175万英镑）留给他女儿贝蒂的孩子（男孩每人42�5万英镑，而夏洛特只有5万英镑，但在她与纳特结婚的时候已经给过她5万英镑），只把他的三所房子留给了安瑟尔姆和他的儿子，而留给他们已经出嫁的姐妹汉娜·玛蒂尔德的只有8000英镑。他告诉安瑟尔姆说，至于他的巴黎饭店将留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重复一遍，是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增加了一个条款（来确保它可以一直作为他们的财产）百年不变——女婿或者是女儿都没有任何权利来主张这份财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在身后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策略，与他父亲梅耶·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时的所作所为颇为类似；事实上，把女性从家族产业中排除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观念。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萨洛蒙决定他的孙子中最终只有一人可以从安瑟尔姆处继承他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这是在几乎一直平均对待所有男性继承人的家族中是一个新出现的情况。在萨洛蒙于1853年最后确定的遗嘱附件中，他废除了将继承人的选择权留给安瑟尔姆的条款，指定了（但最终没有实现）他的长孙纳撒尼尔。但最终，萨洛蒙的所有计划全部泡汤，最后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他财产的是安瑟尔姆，同时也由安瑟尔姆来决定谁做其继承人。另外，俾斯麦也说对了，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都嘲笑他们的老叔叔。拜访总是“一脸苦相而且总是郁郁寡欢”的卡尔叔叔，是一件特别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1855年注定要有一件悲痛事件发生的话，那么，不会有什么事能比萨洛蒙、卡尔和阿姆斯洛在仅仅9个月之内就相继撒手人寰更令人欷殻Я恕�

这次死神的突袭发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业务出现剧烈震荡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讲到的，不得不被销账的在维也纳机构发生的巨额亏损很难以让人释怀，特别是伦敦的合伙人，他们对叔辈们那种鲁莽的业务方式可能出现的最坏可能性的担心，看起来已经被证实了。遗憾的是，公司的结构意味着由萨洛蒙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而且他的个人股份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接着革命结束后的那段时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差不多40年前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把儿子和孙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血缘联系，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分离压力。具体来说，伦敦方面寻求能把他们自己从对四个大陆银行的承诺义务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四个银行由于欧洲大陆发生革命而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正如纳特在1848年7月时所说，他和他的兄弟们希望能够“做某种安排，以便每家银行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当“商业和金融大会”的想法首次在1848年8月提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会议前景的忧虑笼罩着夏洛特：“阿姆斯洛叔叔正遭受着丧妻之痛，这使他看上去很虚弱，也很痛苦；萨洛蒙叔叔正遭受着失财之痛；詹姆斯叔叔正为法国局势的不确定而头痛；我的父亲（卡尔）也很焦虑，尽管我的丈夫状态非常不错，但是也一旦得理，决不让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4）

当詹姆斯在1849年出发前往法兰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们的时候，贝蒂满心希望大会能“改变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基础，跟随伦敦银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