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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穷困家境的他，13岁便发现写字可以赚钱，“写一部书可以给50元钱。50元钱啊！妈妈该会多高兴！”于是，他用捡来的传单开始写长篇小说《风浪里的人们》。后来，他写的小诗被学校刊物发表，“我那几乎没有文化的父亲，背着我拿到他工作的小学，向那些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因‘文革’影响被迫成为）看门人的小学教师们展示。”张建星说他迷上新闻业，某种程度上是感到“一种难以拒绝的黑色诱惑”——那些生活中的不平！那些人群中的污浊！

张建星以写社会问题和揭露性报道起家，一部纪实文学《魔鬼市场》则显示其新闻洞察力更令其作品进入新闻教程，在《天津日报》开设的《今早相会》社会随笔专栏令其树立了一个敢写敢言的“名记者”形象。

作家蒋子龙有此评价：“张建星其实是在呼唤社会构建新的人格。他的这份真挚却建设在对社会生活充满现代主义的调侃上。这种披坚执锐的侃劲，是风格，也是他受欢迎的原因。现代世界似乎格外适应这种风格。张建星也似乎天生要和这个时代相会……”

“我们生逢一个幸运的时代。”张建星总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强调此点。在与这个幸运时代的交锋中，他与现实交锋，与新闻业交锋，早已锋芒毕露。

张建星：自己与自己交锋的人（3）

第二次交锋：商人的交锋、与媒体的交锋，绝处逢生

张建星正要从1层上他位于16层的办公室，电梯内的电梯小姐连忙向他问好，大楼六部电梯都设有专职电梯员，这是天津日报的独特一景。张建星倒是眼光敏锐，有次，他发现有个开电梯的女孩手里捧着一本《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样的景象令他触动，更写进了他为2001年8月8日创刊《假日100天》而写的创刊辞中。

1601室，门外，竟然没有任何标识显示这是集团社长兼总编辑的房间。惟一能联想的只是，此层位于整栋大楼的中间位置显示着这间办公室的核心地位。一入办公室就能看到金庸为张建星的题词字幅：“天上有颗天津星，天津有颗报业星”。

张建星经常会客的地方如今并不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而是转到他在大厦前厅隔层开设的咖啡厅中。在这个他为集团营造的私家咖啡厅上能俯瞰楼下的车水马龙、遥望天津电视塔，感觉斐然。张建星指着那条迎面而来的围堤道笑着说：“有风水大师跑过来看了指出这大楼的位置不好，迎面而来的路和车相冲，而且钱财都流到两边去了。”

张建星是山西忻州人。他直言有晋商底蕴，他崇尚“掌柜负责制”，高考数学仅得5分，非财务专业出身的他，竟然在分派集团核心人员的工作时，自己选择亲自管理财务；他崇尚“人身顶股制”，晋商那种通过人身股，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被他应用于集团的“年终分红”上，集团刚刚赚钱那年，他立马就论功行赏，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给分了。而后的几年换来了更大的活力和利润，仅广告额就增长了七倍。

“今晚报大楼辉煌，总编却一脸疲惫。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有另外一栋大楼，其中有个传媒人叫张建星，布了三路人马，围追堵截。”这是一篇流传极广的正面报道今晚报的一个报道的开篇。对此，张建星不置可否，一直认为双方是关系很好的兄弟单位，今晚报的同仁都是张建星的老师。但据天津日报的多数人讲，张建星上任担纲天津日报社时，今晚报在天津已经把日报压得要借贷发工资。

张建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社发行”，利用整个报社的资源迅速扩大天津日报的发行。比如在建设终端网点时，他的账便算得精明过人：天津市为改善人民生活要建500多个报亭，这需要1000多万元，张建星把这个项目拿到手上。他先把点位弄好，然后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接着进行经营权拍卖，3万元入门费。于是天津日报凭空以1500万建报亭，以终端与生活站的概念，再进行第二次融资，引来天津药业、天士力集团、上海复兴等大的上市公司投资，建成全国最大的媒体物流发行公司。

除了经营上的晋商血脉，张建星的新闻专业水准为他的传媒王国奠定了更为重要的基石。思年间，他创办了“异军突起”的《每日新报》、“感觉很酷”的《假日100天》和“快而且城市化”的《城市快报》，终于以合围之势形成对竞争对手的挤压。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在张建星时代出现了中兴之势。2003年，集团广告收入比1999年增长了七倍。

“对本土信息的绝对控制，对非本土信息的本地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