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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构成了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所称的，与所谓〃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象在他们的个性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它们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最终会发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就是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的异彩。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赞许，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构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

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许忖测，当是时他们是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所作的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象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

对于哲学家在一种风格统一的真切的文化内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处境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象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象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这种文化不是现成的，那又如何呢？那么哲学家就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在幸运的情形下，他也许能象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二　HELLAS　600－400B．C　古哲群像

2．1　〃前柏拉图〃古哲群像

根据上述考察，如果我把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巨匠Plato）之前的哲学家看作一个统一的群体，并且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对他们作专门论述，这应当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较诸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是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谁若心怀妒意，他在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古代大师的想法时，不妨称他们为片面的人，而称以柏拉图为首的他们的不肖子孙为多面的人。但把后者理解为哲学上的混合性格，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的典型，也许更加公平合理。柏拉图本人是最早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他的个性中，这种性格都表现得同样充分。他的〃理念论〃结合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因素，所以不是一种纯粹哲学类型的体现。作为一个人，柏拉图也混合了这三个人的特征，兼有赫拉克利特的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毕达哥拉斯的抑郁的恻隐之心和立法癖好，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的谙熟人心。所有后来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混合性格；他们身上即使冒出某种片面的东西，例如在犬儒学派（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的Cynics）身上，那也不是典型，而是一种讽刺。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是宗派的建立者，他们所建立的宗派全都与希腊文化及其迄今为止的统一风格相对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然而只是为了个别人，或者，最多只是为了朋友和门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