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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摆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种形式的战争和战争的祭礼都在历史上呈现了惩罚。

十

如果一个公社的实力加强了，它就不会再把个别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严重；在公社看来，违法行为就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对整体的生存产生威胁；不幸的制造者将不再被当作〃不安分者〃而逐出公社，公众不再会像过去那样没有节制地拿他出气，——事实上整体从此开始小心谨慎地为不幸的制造者辩护，保护他不受那种愤怒情绪，特别是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的伤害。努力缓和违劣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旨在限制事态的发展，预防更大范围的、甚或是全面的参与和骚乱；试图寻找等价物，用以调节全部交易；特别是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对任何违劣行为实行抵偿，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罪犯和他的罪行分离开来——所有这些行动都在惩罚规则的长期发展中刻下了越来越突出的痕迹。随着一个公社的实力和自我意识的增长，它的惩罚规则也就会愈益温和。任何削弱和处心积虑破坏这种惩罚规则的举动都会重新引出更严酷的惩罚方式。〃债权人〃越是变得富有，他就越是会相应地变得人性化起来，直到最后他拥有的财富的数量使他不再能承受损失为止。社会的权力意识也在考虑之列，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享受到它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奢侈，即对社会的损害者不施行惩罚。〃其实我体内的寄生虫与我有何相干？那么让它们说话吧！让它们生活和繁殖吧！我还很健壮，不会受影响！……由于对损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允许无力赔偿者逃之夭夭〃，所以提倡〃一切都可以抵偿，一切都必须抵偿〃的正义感消失了——就像世间所有好事一样，这种正义的消失是一种自我扬弃。我们知道这种正义的自我扬弃给自己起了一个多美的名字——它叫〃宽宥〃；很明显，宽宥已经成了最有权力者的特权，或者勿宁说，成了他的权利的彼岸。

十一

在此我不能不表示反对意见，否定近来尝试着在另外一种基础上——也就是在仇恨的基础上探索正义的起源的倾向。因为有人断定心理学家们会有兴趣就近对仇恨本身进行一番研究，于是就在他们的耳边吹风说：这株（仇恨的）植物目前在无政府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土壤中正生长得郁郁葱葱，当然像过去一样，它总是在背阴处才枝叶繁茂，就如同紫罗兰，只是气味不同罢了。物以类聚，毫不奇怪，恰恰是在这些圈子里往往可以看到那些坚持不懈的、以正义的名义美化报复的努力，就好像正义本来只不过是受害者感觉的延续，而且由于有了报复，逆反的情绪就会在事后受到完全彻底的尊重。对于上述议论我是最不会表示反对意见了。我甚至认为所有涉及到生理的问题的提出都是有功的。迄今为止，生理问题和那种反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视了。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这种新式的科学公正是为仇恨、嫉妒、猜忌、怀疑、积怨和报复服务的，一旦遇到其它的情绪，这种〃科学的公正〃就会当即失效，而代之以仇极怨深的腔调。在我看来，那些产生于其它生理价值的情绪，我指的是本原是主动的情绪，如统治欲、占有欲等等（参看E·杜林的《生命的价值》，《哲学教程》等），比起那种逆反在先，科学地估定和高估价值在后的情绪要高明许多。关于总的趋向就先讲这么多。说到杜林的关于应在反动感情的土壤中寻找正义的故乡的原话，我们应当用另一句生硬的反话来对映这句热爱真理的话，最后被正义的精神征服的土壤是反动感情的土壤。如果正义的人真的对于损害他的人都保持正义（而且不仅是冷淡地、有节制地、疏远地、无所谓地保持正义：保持正义永远是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受到人身伤害、讥讽、嫌疑的情况下，正义直视的目光也不因此而黯淡，高贵、明达、既深邃而又温和的客观性也不因此而减退的话，那么人就是达到了一种完美或极其练熟的境地——连明智的人也不曾有此奢望，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轻信。固然，普遍的情况是：就连最正派的人也已经对少量的侮辱、暴虐、阿谀司空见惯了，所以他们能够睁眼看鲜血、闭目对公道。主动的、进攻的、侵犯的人总是比反动的人离正义更近百步；主动者根本不需要像反动者那样错误地、偏颇地评价事物；因此事实上进攻型的人总是具有更强烈、更勇敢、更高贵、同时也更自由的眼光，具有更好的良心。相反，我们应当已经猜到了，究竟是谁在良心里发明了〃良心谴责〃？——正是怨恨者！只要看看，对于法的运用和对于法的真正需求在历史上的哪个阶段里开始通行？是在反动者统治的阶段吗？根本不是！是在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