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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群内部，栅栏越来越少，窗户和多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多。复杂的电子探测系统提供四周的警戒，闭路电视成为全视角看守的眼睛。

感化院早期：最可怕的镇压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斯敦的新感化院对旅游者有些吸引力。它甚至收门票。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是早期的参观者之一。在《美国札记》中，他把金斯敦感化院称之为“管理良好和精明的一个感化院”。

狄更斯在骗人。

在这一感化院开始收押罪犯不久就不断发生骚乱，稍后到处都开始传闻感化院公然虐待囚犯。感化院医生詹姆斯·萨姆森对外披露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1848年，《多伦多地球报》主编乔治·布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对金斯敦感化院的管理进行调查。

“极度混乱”

委员会成员们发现，金斯敦感化院确实存在着许多虐待。他们于1849年发表的报告严厉地谴责了监狱长亨利·史密斯。报告谴责他的“管理不善或疏忽致使感化院达到了一种极度混乱的境地。”

委员会发现，史密斯吮吸资金和盗取政府资金供个人使用。他还任命他自己的儿子弗兰克为厨房主管。在厨房，年轻的史密斯在损害囚犯的情况下个人谋取暴利。食物供应被转换了，向囚犯提供的面包和肉常常不适于人类消费。只有当像狄更斯之类的来访者在周围时才会向囚犯提供适当的膳食。

弗兰克·史密斯并不满足于让囚犯饿肚子。他还导演恶作剧：他喜欢把不幸的囚犯浸入水中或者在练习射箭时让囚犯当靶子。有一次，他用箭将一个囚犯的眼睛射穿了。

他父亲像统治一个秘密帝国一样管理监狱。他横暴、好争斗。反对他的职员或者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或者被他大幅削减薪水。留下来的职员变得愤世嫉俗、风纪败坏。

监狱长感觉对囚犯们采取强硬路线是正当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胆大妄为和绝望透顶。他们全都脾气倔强，不懂得纪律约束。”

金斯敦检查员们于1836年制定的感化院规章对职员和囚犯一样严厉。监狱长必须随时随刻呆在监狱里。从4月底到9月底，看守们每周工作6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6点。在其余月份，他们从日出工作到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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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眨眼

在看守们长长的一天中，他们最困难的任务是执行沉默制规则。根据沉默制规则，不仅禁止囚犯们说话，而且还禁止他们“交流表情、眨眼、笑、点头或者相互打手势。”

当吃饭铃声响起时，囚犯们必须按秩序从牢房中鱼贯而出，面向同一个方面行进。看守依靠经常存在的肉刑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常用的肉刑是用生牛皮鞭或九尾鞭抽打。

在史密斯掌管金斯敦感化院的最初7年（1835－1842年）里，鞭打是对各等违纪行为的唯一惩罚。在1842年之后，又辅之以手铐、禁闭、暗室、水浸、“装箱”（装入一个直立的没有窗户的“棺材”）、35磅的轭和禁食禁水。

但是，鞭打一直作为一种选择方法保留下来，而且惩罚的人次一年一年地迅速增加。1843年，共有720人次。过了2年，增加了2倍，达到2012人次。又过2年，到1847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2倍，达到6063人次。当时，金斯敦感化院共计关押约500名囚犯。

肉刑用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囚犯们被鞭打的背伤尚未痊愈又受到鞭打的情况并不少见。罪犯们因为非常琐碎的违纪而受到鞭打，而且几乎不分年龄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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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儿童

安托万·博彻8岁时入监，在入监后一周内就受到了鞭打，而且在9个月里受到了47次肉刑。皮特·查尔博诺，10岁，也是9个月里，因为凝视、眨眼和笑等违纪而受到了57次鞭打。亚历克斯·拉弗勒，11岁，在1844年平安夜因为说法语而被打了12生牛皮鞭。监狱长称他是“一个野家伙。”

少女也不能幸免。12岁的伊丽莎白·布林是几个悲惨的例子之一。她在3个月里受到了6次鞭打。

对待精神方面的疾病，监狱的治疗特别残忍。一个名叫詹姆斯·布朗的精神病囚犯被鞭打了72次。萨姆森医生证明，几个囚犯被不断的鞭打“刺激成精神病。”

委员会成员们的结论的是：“我们追求的这一制度成了最恐怖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罪犯的改造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