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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5）

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

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

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

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

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近苏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

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8—10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存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