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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观认识军队指挥的演进。

它分三个演进时期：第一，司令时期。

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

如法国拿破仑时代。

第二，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

如德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是司令部的开创者。

他对“第三，组织战斗时期”所进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讲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刘伯承写道：“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

针对不够正确的认识，他做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了事”。

怎样组织战斗以履行司令机关的职责呢？从刘伯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进”的战略，企图围歼红军于建（宁）、黎（川）、泰（宁）地区。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成功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个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正确可行的。

但是中央局的领导人指责作战计划为“纯粹防御战线”，是“游击主义”，“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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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5）

他们无视此时敌我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要敢于勇猛地攻击敌人所占领的城镇，威胁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调动敌人，破坏其进攻部署。

刘伯承深知这是莫大的失策，他再三向中央局申明。

中央局2月4日决定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周恩来支持刘伯承，不主张打南丰，并且指出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围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

作为党所领导的军事干部，刘伯承等不得不执行中央局的决定，但是思想上已做好准备：力求减少损失，争取用实例说服中央局领导，回到早已证明是成功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上来。

红军强攻南丰，攻了一天没攻下来，部队伤亡很大。

此时，敌人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收拢，南城、宜黄的敌人同时迅速向南丰增援，红军即将腹背受敌。

情况紧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研究后，当机立断，改大部队强攻南丰为小部队佯攻，主力撤向南丰、理塔圩一线山区，待机歼敌。

之后，又派出一支部队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吸引敌人追击。

红军主力开始迅速南移，隐蔽在东韶、南团、吴村等地山中。

当敌人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分三路向广昌推进时，东西两路暴露在红军面前。

敌第五十二师进入了红军左翼部队在黄陂、蛟河一带的伏击圈。

红军突然出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全部就歼，敌师长李明重伤后被俘。

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右翼部队在霍源附近山区紧紧围住，大部就歼，敌师长陈时骥又被俘。

这次黄陂战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受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改变原来的三个纵队推进为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大举进犯。

我方准确地掌握敌军动向，当敌后纵队集中在东陂、黄陂一带，前纵队向新丰前进时，红军又以优势兵力，对敌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实行大包围，歼灭了全部敌人，再取得东陂、黄陂战斗的胜利。

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