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想不但是刘伯承兵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规律。

南昌起义虽然对敌人力量的估量有“失之于小”的错误，但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

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的。

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

当然，“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可能。”

刘伯承指出：“因我们在行动上犯了错误才至于失败。”

这含义很清楚，指的是：即使在强敌之前，如果指导思想正确，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党在幼年期遭受了挫折，能从中吸取教益的本身，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指出了“行动的错误”一共是八条，如果归纳成一点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

后来，周恩来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1）

党员军事化1927年12月的莫斯科，早已出现冰冻。

由温暖湿润的中国南方，骤然来到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刘伯承感到有些不适应。

但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革命军人，气候的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

生僻的俄文像一道难关，挡在了刘伯承面前。

他要从字母学起，短期内必须听懂高级步兵学校的课程，读懂一批俄文军事书。

苏联老师严格得很，对于回答不出问题的学员不让坐下，让大家给你“照相”，在众目睽睽下叫你不好受。

刘伯承用上全身心的力量，有步骤地“扫盲”，自觉地一步步地掌握字母、生字、短句、发音、常用字，由浅入深，不搞突击，讲究真懂、真会，多练、多写、多读，常向同学请教，少休息多用功。

他认为如果拿不下俄文这一关，党给他的学习任务也就无法完成。

作为“南昌八一起义”的参谋长，学习之余，刘伯承还要经常参加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和研究。

1928年6月，中共中央通知他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依照大会的规定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补充报告由刘伯承担任。

这次大会意义重大，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

为此，刘伯承细心准备，使这份补充报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他指出列强和南北军阀的反动本质，以及这两大敌人的制度矛盾与外强中干的实质。

他剖析了军阀军队的虚弱性，并且提出如何瓦解这些反动军队的方针和方法。

刘伯承在“党员军事化”专题中，提出的建议很有见地，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创新。

刘伯承认为：“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

至于如何学习军事，刘伯承讲得更为具体：“使用武装方面。

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

从这次可以看出使用现代武器的重要。

我们对于射击以至于手榴弹自然该学习，就是旧式的刀矛，我们也要利用它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也是应该学习的。”

“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都应充分地训练与学习。”

“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

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刘伯承的这些见解，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漫长的军事征程上，足以证实他的观点值得珍视。

攻下俄文关学习俄文的艰难过程中，他曾给川中旧友王尔常写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勤学的信念和方法：“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

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能饷我以牛奶面包。

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

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