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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是能够打倒的。

这个观点引起刘伯承的共鸣。

刘伯承听到杨公说了他也具有的同样认识：“我是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

杨公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

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

1923年冬，杨公与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

次年1月，杨公曾就加入组织事向刘伯承征求意见。

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考虑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公深为感动，“最是使人起敬”。

从旧军人成为革命者（2）

杨公在日记上对此赞扬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加入共产党一年来，刘伯承经过“极力深研”，奠定了他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基础，他对友人亮出自己的政治抱负，学习共产党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

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以说是有眼无珠了。

余意已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了北京。

吴玉章在北京大学见到他的学生赵世炎，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

吴玉章马上就由赵世炎、李国暄和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公等优秀分子也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相当活跃，而同赵世炎接触中，刘伯承体会到中###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确实不是其他党派所能比拟的，他的知友吴玉章、杨公堪称民族精英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的希望依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上海“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

刘伯承、吴玉章正在上海考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不到一个月，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刘伯承随吴玉章已到广州。

刘伯承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深感革命军人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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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