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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伯帘）等比刘伯承都要年长些，由于刘伯承的知识面广，在讨袁作战中表现突出，所以这位20刚出头的青年人在群体中颇受关注。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事实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刘伯承在这里能听到孙中山的言论，能接触到三民主义的救国主张。

原五师师长、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也从日本归来，无疑更加强了川籍军人反袁的力量。

孙中山很重视这一股进步反袁的力量，孙先生同吴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师的骨干人物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

如今随着形势发展，他们都支持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刘伯承在这个秘密革命组织中，积极参加反袁的活动，严格遵守纪律，这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上海是当时###的敏感点，反袁与拥袁、共和与帝制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袁世凯的皇帝梦已经公开化，紧锣密鼓的劝进声震耳欲聋，封建王朝的余孽纷纷登台献丑。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党人，对于这种反动倒退的叫嚣十分痛恨。

刘伯承关心时局，他拿着一份袁世凯出资的伪装民办报纸《亚西亚日报》，请同事们注意。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古德诺的一篇妙论《共和与民主论》，古德诺是袁世凯宪法顾问，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么都想不到标榜合众国的高级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郡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视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则较难也。”

传阅了古德诺的文章，众人的读后感是“谬论，谬论，最大的谬论。”

在一片嘲责声中，刘伯承冷静地说道：“古德诺先生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气了！”引起一阵笑声。

作为熊克武参谋长的但懋辛，尽管已暂时无职务，但同熊的来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孙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较勤，因此老但的说话往往被认为“是有来头的”，大家爱听。

他分析了目前的时局：我们四川吴玉章先生最早发现袁世凯靠不住，野心勃勃，他建议孙中山：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不祥之兆，又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省都督，应该先发制人，主张四督联合通电，指责袁世凯违法，要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

孙中山很赞同吴玉章的意见，但是主管军事的黄兴不赞成，他担心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反袁的军事准备。

其实嘛，这对国民党反袁，正像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心里都明白，还有啥子秘密？结果袁世凯抢先免除国民党四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大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换取在中国山东、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权消息传来，引起暂居上海的四川军人严重关注。

“袁世凯的光头银元就要上市了。

报上发表了袁大头的模样。

我们要早日回川，开展讨袁战争。

绝不能让袁世凯实现他的皇帝梦。”

刘伯承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手持青锋卫共和（2）

但懋辛讲了他乐观的理由：过去对袁世凯的幻想破灭了。

孙中山不单对讨袁军事关心，而且他同各地讨袁力量加紧联络，同时他同海外侨胞不断地联系，爱国侨胞纷纷支援反袁斗争。

现在有了比较统一的反袁部署。

袁世凯的手段太毒，张培爵早已弃政从商，最近他在天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

但懋辛感到人们愿听有关时局的事件，他索性再讲一个关于宋教仁前两年在上海北站被袁世凯的人枪杀事件。

他转述了吴玉章的分析：醉心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