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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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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4）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撰写的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罗瑞卿没有能够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罗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文章发表后，虽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间也遇到了阻挠和压制。7月下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前去看望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两个月前，正是这位副主任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所以，一见面，那位副主任就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89〕

胡绩伟回答说，你也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可是，那位副主任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分别到山东、东北，发表了一些指责真理标准讨论的言论。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5）

尽管如此，从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达到了高潮。在邓小平、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