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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而是祖国在选才点将，

笔杆虽轻，却注满八亿人民的力量，

试卷虽小，却凝聚整个阶级的希望。〔59〕

全国高考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电讯，称：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60〕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又是怎样想的呢？上海的一位报考英语专业的青年这样说：“如录取，我决心进一步学好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事更多的外文翻译工作。即使不录取，我也安心在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北京的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中学教师表示：参加这次高考，对他的学习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学，今后也要发扬这一段刻苦学习的劲头，学习更多的知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录取工作开始。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次新生录取能否真正做到择优录取，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月28日，###的一位负责人就高考录取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对录取工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新的招生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为317分，有5人的数学成绩是满分，2人为99分；在广西录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数高于300分，单科成绩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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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3）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