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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3。　“两个凡是”出台（2）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