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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我被转送到这里。3个月过去了，我的母亲也死了。没有人比你更能了解我是多么爱她、尊敬她。她的死对我来说是如此可怕，以致我这个语言的主人却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的痛苦和羞愧。即使在我发展成为艺术家的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我也从未得到过适于承受这样一种可敬的重负，或适于伴着十分庄严的音乐慢慢走过我那无法表达的悲哀的华美庆典的言词。她和我父亲把一个不单在文学、艺术、考古学、科学上，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名字给了我，我却永久地玷污了这个名字，我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下等人之间的低级的笑柄了，我已经把它拖到泥淖中去了，我把它给予了那些可能使其变得野蛮的野蛮人了，给了那些可能把它变成愚蠢的同义词的傻瓜了。我那时所受的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忍受着的痛苦，不是能够用笔写下来或记在纸上的。我的妻子那时对我又和善又温柔，否则我就会从一个冷漠、陌生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她为了这件事特意带病从热那亚径直来到英格兰，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个如此无法补救、无法补偿的损失。所有仍在爱着我的人也都对我表示了同情，就是那些本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我的已经破碎的生活中又新添了这样一种悲哀，也给我写信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安慰。只有你站得远远地，既不给我消息，也不给我写信。你这样的行为，最好用维吉尔在对但丁谈到那些在高贵的冲动和浅薄的目的中空度生命的人时说的话来解释：〃我们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只是看看，然后继续前行。〃

3个月过去了，挂在我监房门外边的、写着我的名字和罪名、记着我每日的行动和劳役的案件日程表告诉我已经是五月了。我的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按惯例我向他们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正住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要出版一本诗集。在会面快结束时，他们偶尔提到你要出版的那些诗歌是要献给我的。这个消息似乎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某种憎恶情绪，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回牢房，心里带着对你的轻蔑和嘲弄。你怎么可以不先经我同意就梦想着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呢？梦，我是在说梦吗？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你能回答说，在我伟大的、著名的日子里，我曾同意接受你把你早年的作品献给我吗？当然，我接受过你的敬献，就像接受那些刚刚开始走上艰难而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路的年轻人对我的忠诚一样。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忠诚都是令人愉快的，当这种忠诚来自于年轻人时，它就更是双重甜美的。当老年人摘取月桂树叶时，它们就会枯萎，只有年轻人才有权利带上艺术家的花冠，这就是年轻人的真正特权，尽管只有年轻人懂得这一点。但囚禁、羞辱的日子与伟大、著名的日子不同。你不得不知道，所谓荣花、快乐和成功可能会有粗糙的果实和低劣的质地，但悲哀才是天地万物间最敏感的东西（能在整个思想界中振动而悲哀又能随之在可怕且微妙的跳动中振动的东西，这世上是没有的）。人眼看不到的、标示着力量方向的敏感的金箔，假如与悲哀相比，也是粗糙的。除了爱的手之外，无论什么手触到它，也是粗糙的。它都会是一个流血的伤口，即使是爱的手触到它，它也会流血，尽管人感觉不到痛苦。

你曾给旺兹沃思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请求让我准许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与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上发表我的信，那你为什么不给里丁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要求我准许你把诗献给我呢？不管你的这些诗选择了什么样的奇思怪想的描写方法。这是否因为：一方面我已禁止《法兰西信使报》发表我的信件，你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信的合法版权过去是、现在仍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另一方面，你以为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聪明使我对你所做的事一无所知，等到我知道也太晚了，因而也无法干涉了？我是一个不体面、被摧毁的囚犯，这种纯粹的事实应该能使你明白：如果你想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作品的扉页上，你要把我的允诺当做一种恩惠、一种荣誉、一种特权来接受，这才是人们接近那些处于悲哀和羞辱中的人的方式。

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所在，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除非你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否则你就会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和像他那样本性的人能理解这句话。当我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被从监狱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在阴沉沉的长廊里等待，在众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我脱帽致礼，这样一种可爱和单纯的举动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手上戴着镣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人们因为比这还要微不足道的事都已经进了天国了。就是用了这种精神、这种家的方式，圣者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