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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幼年，或许是童年，记忆的时段模糊了，但那场景却格外清晰。空旷而昏暗的屋子里，每一个家具对我来说都显得格外高大，我饥肠辘辘，身上无处不痛，好像刚刚从什么地方跌落下来。我大声啼哭着，哭声回荡在屋子里却无人理会，只得跌跌撞撞地向前行走，走了几步又改为爬行。在经过窗边时，我无意中拉扯了窗帘，于是厚重的天鹅绒打开了一条缝隙，一束阳光如箭一般从缝隙中射了进来。

那光束的美丽吸引了我，于是我停下啼哭，伸出手去试图握住它。光从手中流走了，但阳光的温暖让我忘记了饥饿和疼痛。我久久地守着那束光，心里充满了奇异的安全感，仿佛它会保护我，并永远陪在我的身旁……

这记忆大概是真实的，母亲后来告诉我，在周岁时我从床上摔下来，跌断了锁骨。她那时刚刚离婚，整天为了找工作而奔波，再也没有精力来照顾我。在记忆里，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奔波不息的——她找到一个工作，就带着我搬迁，我们待上一阵她便失业，然后又是一次搬迁。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待满半年，我的学校也是不停地换来换去，自然交不到什么朋友。童年的我是个极为沉默寡言的孩子，并非是因为我不愿意说话——相反地，我的心里充满了倾诉的欲望——而是确实缺少谈话的对象。母亲忙起来，我常常三、四天见不到她，偶尔见到了，也不过是在早餐时简短地交谈两句。后来我无意中得知，她在年轻时曾经因为偷窃而入狱，也就是这段经历，让她的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久。

上初中时生活安定了下来，母亲再婚了。继父是个非常沉默的男人，几乎不会主动和我说话。一年后母亲生下了妹妹，于是我成了这个新家庭中多余的人，又过了一个学期，我住校了。

住校生活过的还算愉快，我第一次交到了朋友，也享受起了学习的乐趣。我的成绩不错，又参

加了足球队，同寝室的兄弟都是不错的人，我同他们相处和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进了省会的重点中学，在三年后又考进了另一个城市的医学院。然而在那六年间，我的内心却并不平静——我始终不能融入那个新的家庭，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躁，整个高中时代都无法释怀。

在进入大学后，事情出现了转机——我认识了徐然。

那时我内心的惶惑正达到顶点，无数年轻的、温柔的情感在我的内心累积着，我渴望去爱某个人，但无论是母亲还是妹妹，却都不需要我的爱。那无处宣泄的情感变成了负担，它炙烤着我那时还年轻的心灵，让我在情感的世界里流离失所。就在这时，徐然出现了。

他是景琛的高中同学，我们同校，但并不在同一个学院。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便被他身上那种深沉的温柔吸引了——他就像是我古早记忆里的那束光，散发着温暖而和煦的光芒。唯有见到他，我才觉得那一天圆满；唯有听到他的声音，我才觉得内心安宁……他是我的初恋，带着全部的温柔和真诚，毫无保留地付出了感情。

而他也用同样地温柔回报了我，虽然我隐约觉得那温柔中带着某种隔阂。但无论如何，他让我觉得我是被需要的，在金色的爱情中，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

这样甜蜜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在毕业后，他毫无预兆地同我分手，而后很快结婚了。我没有勇气去质问他，只是报考了远在中国另一端的学校，远远地逃开了。

景琛又一次成为了我的同学，也几乎成了我唯一的朋友。同徐然分手之后，母亲去世了，我逐渐变得粗暴、不近情理，也不愿意再同人深交。外科的工作繁重，这也成了我暴躁的接口，整天都幼稚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那时我从未想过这种暴躁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当丁海涛因为我的训斥而流泪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很快地，那种愧疚就转成了温柔和心痛。他是我的恋人，也是我的病人——刚刚二十一岁，却已经一边等待着肾移植一边垂死挣扎。他的垂危让我辗转反侧，我拥抱他时总是小心翼翼，因为我知道那生命是何等脆弱。我发誓要保护他，哪怕牺牲一切——于是在景琛告诉我有一个脑死亡患者后，我为海涛偷走了他的肾脏。

通过蒙蔽上级和伪造文件，移植手术还是做了。一天后事发，家属闹着要杀我偿命，院里也为此大发雷霆。我被扫地出门，导师苦苦为我奔走，替我作伪证、找人情，总算让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在赔给家属我二十年的薪水之后，家属同意不

起诉——我的执照也勉强保住了。

我卖掉了母亲留给我的房子，付清了赔偿金。我仍能继续当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