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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卢风、雷树松、邓齐芳、姚金城等。在粮训班招生时,又要了几个,搞完户后,又从各区工作队要了一批。有八一革大后,也有省三工作团的。后来,高安师范又从毕业生中输送了几,县委干训班又来了几个,到一九五一年,公安局已有将近三十个。这些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工作,肯动脑筋,但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枪也没有摸过,什么是特务也不知道。我对他们采取了四条办法:一是量才使用。把文化高,分析能里强的,分配他搞审讯。把脑子反映快,记忆力强、安排到侦察。工作塌实、责任心强、分配到治安。把老持重的安排搞看守工作。所有新同志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安排了工作。二是充分信任。这些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年纪又轻,但我都把他们推到斗争的最前线。朱桃生搞审讯,很读案件都由他审理,对绝大多数案犯的起诉书,都由他起草。晏书笃搞侦察,两个特务组织案都由他掌握,重大的侦破活动都有他参加。付少华的表兄姚子仁是特务组织子,我却信任他用这个关系去抓姚子仁。三是严格要求。这些同志刚参加工作很高,但政策观念不强。晏书笃出差到华,途中抓住了几只用炸炸鱼的船,因而协助南昌市破获了一个贩卖雷管炸案件。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在押解只回县时,在灰埠将船的鱼,无偿的送给区、乡政府、学校和一些熟。群众反映到了公安局,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要他作了检查。雷树松有小孩子脾,过节时,群众打爆竹,他朝天鸣枪,庆祝过年,我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四是岗位练兵。当时,到新区,公安工作任务很繁重,干部也许平跟不,省公安局厅和地区公安都办了训练班,训练新干部。我们把送到省厅训练班学习,送各区公安助理到公安学习,其中有幸英英、罗时布等同志。县公安局也办了个训练班,训练各乡公安员,由局里几位长去讲课。即使这样,还是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只有采取岗位联兵办法,边干边学,我们几位老同志就利用工作机会,同他们一道在工作中一起研究敌,一起分析案例,帮助他们掌握业务知识。在公作中发现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商量。使他们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业务平。逐渐作到能够胜利工作,制服敌,就是这样,我和几个老同志,同这些年纪二十岁左右,刚走社会的青年,结为一个战斗集,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高安是个新区,反动派掺谈经营了几十年,敌的党、政、军、特各个系统都有,帮会、会道门也很多,南霸天,北霸天到都有、但无论怎样多,比起群众来,毕竟还是少数。问题是,这些脸并没有写字,有些混在群众之中,有的还利用一些特殊关系,如同姓、同乡、亲戚、朋友、帮友、同学、同事等等,使我们一下理不出来。这对于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无疑是个很大的阻力。甚至他们还会利用各种特殊关系,在暗地里进行破坏。我们进入阵地后,同敌进行的斗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形式的,我从多年来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认识到,要克敌制胜,一定要掌握敌。不但要掌握这些担任过什么职务,还要了解有什么罪恶。到高安后,我在公安局作了如下工作:一是汇集敌伪档案。我把“二敖”找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办理移,把印信档案出来,档案的材料都是“死”材料,也很不完善。我到高安后,广泛地同各方面士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敌。在这方面,各民主党派都起了不少作同,谈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但也大都是一些另星的和表面的。真正的核心机密,民主党派的同志并不知道。三是从五0年半年反动派党团步登记时,与反动党登记的骨干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四是从群众反映中找线索。我多次强调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公安员要在群众中朋友。建立各种关系。我们的公安员无论在街还是乡下,都要有朋友,有积极分子,也要有政治彩不大分明的,改恶从善的伪职员,洗心革面的帮徒个匪众。这些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况,而且有的况还是有一定简直的,五是从敌的供中了解。敌是可以分化的,敌对待我们、对待生命、对待家庭、对待朋友的态度各有不同,可以加以利用。当敌被我们逮捕后,就把问话的腽肭感,撇额定很宽,下左右都要问到。通过这五个方面,不但弄清了高安当时的敌,还追溯到过去。如中统特务,解放前夕高安县的会报秘书是朱亭,已逃走。我们通过工作,把前三任会报秘书曹克显,万里鹏、曾德中的问题都查了,并且抓住了躲在高安的曹克显和曾德中,把曾经加入我党,以后当了特务的席楷菁、高乐悦、高新甫等的外衣剥了下来,军统虽然在高安没有机构,但查到了一九四八年从外地潜回的少校军统涂亦武和席世文,中校军统分子刘生。还及时逮捕了军统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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