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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的人们因为要给她一个合理的头衔而煞费脑筋。

那个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师傅或某记者或其职务，如某主任某编辑。对于师傅，那是给予无产阶级手艺工人的无尚光荣的头衔，比方说修鞋的王师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师傅。而同志则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朋友加兄弟，这是一个明显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倾向的称呼。显然以上称呼皆不适用于杨太太。所以后来大家见到她都报以不加名称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呐？”似乎并不急于与人民打成一片。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当时人们无论性别统称自己家那口为爱人。不过她称她丈夫却沿袭老传统“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统战　对象，所以大家为了联合她先生，对她客气与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家史，还有就是间或搜集些野史什么的。当然后来被誉为史学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把自家的奶奶爷爷曾祖什么的故　事从他家的族谱中节选着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象。他想象自己的家史没人关心与控诉。但换了别人就麻烦了，有可能被他这个后代控上法庭，或说篡改历史，或说诋毁人物。

杨太太与当时忙于投身革命建设的女同志截然不同。首先她留长发，不剪运动头。运动头不是后来所说的俏皮短发，而是当年一色儿的类似于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　华，这个词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寒怆。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了其妖娆本色，一概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长髻盘在脑后。并装做很不经意地随手在发髻上插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味道。她最初来的时候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亲口中她都是旗袍最恰当的代言人。我父亲的原话是：“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当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其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任。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后来缘于太扎眼，杨太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了。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的另一个特色令其他女人望其项背的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当然后来大家知道是她夫君不孕。那时的女同志在我眼中看来是过着暗无天日毫无享　乐可言的生活。如果说猪狗不如的话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的。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大毛，除去一应日常开销，到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我都十岁了，我父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我母亲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

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似乎其本人以及夫家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上门光顾。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她家的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格外养眼，姹紫嫣红。而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散布浓荫。当年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人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家里的芦花鸡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侯身手是很敏捷的，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粗了，鸡在我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拖老大从热被窝里坐起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去了，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　奔菜场。杨太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生活，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沿着屋檐她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的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今天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一板一眼，举手投足间俨然是个练家子。在当时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一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