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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他是中央派来的，是我提名的。

十二、陕北肃反情况　我当保卫局长，是西北代表团决定的。我当时留在后方，这时保卫局长是崔田民。因他当时不在，我是兼着搞的。我们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郭洪涛就将张××抓了起来，与刘志丹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我们到陕北以后，朱、郭以为有了力量，才敢扣刘志丹。江修（西安市委书记）从西安来了，说刘志丹如何不好，聂洪钧才决定扣刘志丹，写信给朱理冶、郭洪涛，朱理治提出要捉刘志丹。朱随后写信给聂洪钧，不是扣刘志丹的内容，而是通知他回后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见到刘志丹，刘说他就是聂代表（聂洪钧），把信拆开看了。聂洪钧这才把刘志丹扣留起来。

（卢振国整理）

00、郭述申谈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红二十五军战史在第二稿基础上再作修改，将公开出版。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为了使这部战史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成为一部信史，他们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对红二十七车部分也作了进一步查阅核实，并从有关资料中提出了关于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安置随军群众和过长江的计划等问题，请我谈一下。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关于红二十七军的情况，我过去曾谈过几次。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也有记述，《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回忆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一文，这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二十七军从成立到撤销的经过，因此，我在这里就不细谈了。我只就办公室同志提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谈一谈。

首先我想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问题。对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如何看，在有关资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红二十七军可以向外线转战，但道委机关不应到外线去。我不知道这些同志的看法依据是什么，我只想谈谈当时的实际情况。红二十七军的成立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动方针也是经工委讨论决定的。之所以决定向外线转战，我记得有三点考虑：一是为箱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北到皖西北来时，敌人重兵也尾随压了过来，方面军转而又向西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因　此我们决定打出红二十七军旗帜，向东转向外线，吸引部分敌人，以减轻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当时对转战方向我们也作了具体分析，敌人从北面压来，方面军西去，向南活动范围狭小，只有向东。实践证明，红二十七军向东线转战的行动是对的，起到了箝制敌人，配合方面军行动的作用。二是皖西北根据地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在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没有思想准备，严峻的客观斗争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时间相当紧迫，形势十分危急，根本来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动中伦促进行的。分局和省委从鄂东北慌慌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对我们的转移作任何指示，我们对整个形势又缺乏了解，只能解决眼前急迫问题，就连张国焘给我的信也是在路上走时写的，很简单。三是这样可以避开敌人锋芒，挫其锐气，在外线转战中寻机歼敌，待形势和缓后再转回根据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外线转战的行动，才得以保存红军力量，为后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事后看皖西北道委的撤离，似乎应留下部分机关干部，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是对的，是好的，但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已不可能。皖西北与鄂东北的情况不同，鄂东北苏区建立较早，地方工作有较好的基础。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虽然分局和省委领导由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对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缺乏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但还是在鄂东北同敌人打了几仗，作了一些对敌斗争的准备，结果因敌人兵力多，攻势猛而未能扭转战局，这才急急忙忙的向皖西撤离。而皖西北则不同，皖西北大部分地区是刚扩建不久的根据地，时间短，群众基础不如鄂东北，在严重的敌情下，党政干部自觉集中转移了，留下的也只是少数的，回顾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我觉得方针是对头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果是好的。

其次谈一谈随军“跑反”群众的问题。红二十七军从成立时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据地，始终有大批群众随部行动，主要是“跑反”群众，也叫“避难团”。这些群众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