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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人”的世界往往沦为目光与镜头收集之物。用这办法持守内心，并从内心出发，将着色板上已经调制好的颜料任意投射到所“邂逅”的人与物，这也许不够“公平”。

但文学从来不保证道德与认知的“公平”，虽然如果离开文学的偏激，我们想象中的“公平”将有更大的缺口。

从这一点看，安妮可能会领先自己一代——也许已经做到了——但超越很难。领先就意味着受限制，即被为你所引导的同代人所控制，就像田径比赛，跟在后面的人必定会给领跑者以压迫。只有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才能意识到同时代人的局限，从而走出来。躲在同时代人的精神蜗居里——哪怕有足以反抗俗流的坚硬外壳——也照样难得平安。

7、关于读者

在以往（比如“新时期”至90年代中期）的文学共同体中，读者原本不成问题。他们被设定为庞大的嗷嗷待哺的一群——庞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那时代的读者就是“人民”，因为据说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之后，就开始“为人民”。何至于此？因为文学分享了政治话语的权威。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作家继续与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共同体对话，但更多作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读者群是虚假的，他们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读者。

中国文学从此才走到自觉的关口。

寻找读者，就是作家们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对自己位置的认知往往和事实上拥有的读者不相称。自我期待是一个问题，读者更游移不定。对A陈述，你获得的听众可能是B。但作为最大公约数，读者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

安妮既非目前所谓严肃文学家（此概念极其暧昧），也非畅销书作者（此概念也很不清晰），但她的读者和上述两类作家都有交叉。读她书的人可能是追星族，可能是心智未稳的少年，也可能是趣味已经养成的“小资”，或者是声称绝对抗拒浅俗的“严肃文学读者”。但她心目中的“隐含读者”究竟是谁？现在似乎还说不准。

读者越来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们习惯于谨守某种人为的界线，即使出现有力量冲破界线的作者，也还是将他（她）归入现成的范畴，觉得这样才比较保险。但懒惰和因循终究与文学无关。

序：柒种

这是一本以真实地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说明它完全来源于虚构。因为虚构，地点产生新的暗示。仿佛所写的此地，另有他方。它和真实的关系变得微妙。涉水而过，投奔岸的另一边。

一张《喜马拉雅》的原声碟，是在拉萨的一家小店里购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前半部分，塞上耳机，大部分时间听的是《喜马拉雅》的第二首Norbu。有时是第十一首karma。两段曲子伴随很长时间。音乐带来的回忆隧道，联结蓝天烈日，冰雪清泉，以及莽莽峡谷中抵达的偏僻村落。在高原地区与自然血肉相联的深刻感受，是一种植根。我知道，它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超过我在不同的城市里停停走走，所经历的众多经验。超过我所做过的许多事。

写到书的后半部分，停止了在写作时听音乐。穿越过那条隧道，抵达记忆，想象和理解的核心。于是写作最终需要的只是静默。

墨脱。它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在地理杂志里看到关于它的报导，是很多年之前。一幅照片，赤脚的背夫背着货物走在森林之中。泥泞沼泽。树枝藤蔓潮湿交织。那段文字里写到，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

在去往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路上，我曾经以为自己会死去。晚上在山谷中的木头棚子里留宿，临睡之前，会问自己，明天是否能够依旧活着赶路，而不是被塌方和泥石流砸死。每天都是。这段经验，使我知道自己已经与以往不同。

墨脱的路途非常危险，不要上路。这是我必须要提醒的。

如果任何一段旅途，都是一条主动选择或被动带领的道路，那么它应该还承担着其他的寓意。是时间流转的路途。是生命起伏的路途。是穿越人间俗世的路途。也是一条坚韧静默而隐忍的精神实践的路途。

有人说众生如同池塘中的莲花：有的莲花在超脱中盛开，其他莲花则被水深深淹没沉沦于黑暗淤泥。有些莲花已接近于开放，它们需要更多的光明。在这本小说里，写到不同种类生命的形态。就如同写到不同种类的死亡，苦痛，和温暖。他们的所向和所求，以及获得的道路。如果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