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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写毛笔字，那时我就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家也有用墨的时候，不过就是过新年的时候，爸爸自己磨了一砚墨写春联，爸爸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他很少给人家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爸爸太忙了吧，他那时候当生产队长，哪里有闲情去写字呢。生产队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写对子也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开始写到傍晚，他不仅写自己的，也写伯伯叔叔家的，所以这一天他不停地写，讲究一定的速度，要赶在除夕的爆竹声响之前写好，我连插嘴问问的机会都变得渺茫了，往往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写毛笔字的老头来。

这个老头不是我们同村的，但同我们邻村，是同姓，同一祖宗的　。新年时，我们村子里的书馆（旧时是一间书塾）成了土地庙菩萨的暂时寄居所，每年年初十敲锣打鼓把菩萨接回书馆，到了年十六又敲锣打鼓送出去，往往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他也担着供品来拜菩萨了。

而对于他更多的了解却是出自奶奶和爸爸的口中。那时候乡间没有电视，每到夏天的晚上，我们几姐妹就躺在门口那几块凉浸浸的石块上听奶奶讲“咬容婆”的故事，听得毛骨耸然，每每这时候，我总是以不敢睡的理由让奶奶讲更有意思的事情。奶奶就杂七杂八地乱哄着我们，当然趁这个时候，我就问起那个老头来。奶奶一说就来劲了，从奶奶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对那个模糊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原来他是远近几条村子里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在七十年代末，八时年代初，一个大学生的头衔足以令你震慑，就象你听到三国时属国的宰相诸葛亮一样，他以智慧的化身名传千古，可见文化的人格亮度真的能穿越历史的长长隧道，照亮了一代又一代。

一位大学生理应居高位，任要职，享受国家优越的待遇，他何以躲在这个穷乡僻井，变得默默无闻呢，　那时候满脑袋的尽是疑惑不解。我终于带着这个疑问走进了学堂，为了写好那几个东倒西歪的字，我的心思全用在了学习上，再也没有精力旁移了，在每天的涂涂画画中，我完成了一年级的课程，又升上了二年级。开学了，才知道我们二年级的老师因工作调动到镇中心去了，而我们班暂时找不到代课老师，我们在痴痴地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在第二周的周末等来了一位新老师，上课铃一响，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耐心的等待着那位新老师的出现，我们用沉默来迎接。新老师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我们乡里出了名的大学生，那位写对联的老人。他蹒跚着走进教室，一双双稚嫩的目光望着这位新老师不知是惊喜还是惊奇，我正在胡思乱想着，他已经一步跨上讲台，用尽全力把头抬一抬，似乎要把那佝偻的身子拉直。他开口了，用地地道道的本地方言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就慢慢的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今天上学”几个正楷的大字，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就是写这几个字，他提出严格的要求：1、要写满格 2、要写两页。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整整一天，因为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我们写字的时候是从来不写满格的。过了两天，那作业本发下来了，我们班九位同学中，我得　了最高分，我与他们的根本区别就是我的字满格。这位当年出类拔粹的大学生，在我们班任了一个星期课，就被另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老师代替了，*门无能为力再提拔他，因为他确实已超过了退休的年限。后来我才知道他当年已六十五岁。

后来我不断听到关于他许多传奇式的人生，这些消息大多从我父亲的口中传出。解放前他是进入岭南最高等学府——中山大学攻读，并且每逢考试都排列第　四名内，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学生。鲁迅有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寥若星辰，他的文凭一定具有震慑四方的威力。最令人羡慕的是他当年到过国外讲学，后来因家庭的牵挂，他才从国外回来，仍然当老师，那个时代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时期，由于他的文化程度高，他当了国民党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小职位，也就是“县参议”，大概相当于现在镇一级的最高行政领导，也就由于这个头衔，使他的命运走向了坎坷。他当不了几年，全国解放，他被定为“四类分子”，从此他被下放回农村，当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又成为批判的头号人物，连地地道道的农民也做不成了，常常面前挂着那个沉重的大字牌，游街批斗，他的妻子无法忍受就自杀了，剩下了几个儿女，生活变得更艰苦。很不容易挨到了十年浩劫过去，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到来，终于有人慧眼识英雄，想再次请他出山，但他已年事太高，无法再胜任什么，还是在乡间做一位农民。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人，说是他的同学，给了他五百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