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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儿，分别布置在南秦岭、造纸厂、南秦桥一线，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西行不远，杜长年突然站住：太巧了！目标竟不期而至，前方一百米处，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

半小时以后，造纸厂的传达室里，侯义亭指着从窗外走过的那个矮子，对杜长年说：“就是这个人！”

怎么办呢？侯杜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现在就把龙扭住吗？侯义亭曾说过此人“口齿伶俐”，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

先跟着他再说！

中午12点多，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他紧走了几步，果然，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跑？是跑不过他们的。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末了一闪身，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

“还认得我吗？”侯义亭上前问道。

“你噢，纸厂管钱的出纳么，咋不认得哩。”龙讪讪的笑道，一边对江湖郎中说，“还有这也疼哩。”

侯义亭又问：“说老实话，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

“唉，你咋这样说话哩？”龙一脸恼相，“你是公安么？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

杜长年问：“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

“有些日子了。哪一天我记不得。我在西关碰见了他，问他要帐，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妈的，才一块八毛五分钱！他欠我二十多元哩！”

龙的回答头尾周全，无一丝破绽。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他人呢？”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杜长年匆忙问道。

“我咋知道哩！”龙的回答挺硬气。他含糊的说，“去西安了吧。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

“去西安？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

“他没给家里人说？这人！”

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要带他去派出所。

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他蹦跳着喊叫起来：“咋咋？大白天抢人哩！凭啥要我去派出所？凭啥？偷人了还是放火了？知道我是谁吗？龙先进！县上树立的典型！要我去派出所也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

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拖着龙就走，龙也就叫喊了一路。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龙往地上一躺，象一摊烂泥一样，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

许多人围拢上来，询问道：“这人咋了？偷人了？骗人了？”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凭啥？啊？！”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龙的声音愈来愈高，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低语道：“大哥，我也正找这人呢。你们先看住他，我去叫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侦捕队伍的成员，这支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

1985年元月22日。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王喜娃、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村支部副书记、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说是请他们喝酒。客人一进院子便喊“三合”，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就问姜的媳妇：“三合哩？”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脸一沉，厉声问道：“正是问你们呢！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你们回来了，姐夫呢？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别想出这个门！”

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同声叫道：“啥？三合还没有回来？！”

“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那天是阳历10号。车到商县就黑了，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想着快过年了，给屋里买点啥。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40岁的样子，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