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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我现在还说不清的多兵种的高级军事教育阵地上打一场大仗，想想吧，这有多么艰巨，多么重要啊！”

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对我军现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冲击着陈赓的心房，给予他无穷无尽的热情和动力。他多次对大家说，不把军事工程学院办好，决不罢休。他在北京一时还没有办公地点，灵镜胡同就自然成为筹办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个指挥部，他天天在这座小四合院里大声吆喝，调兵遣将，一面指挥各路人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尔滨搬迁，一面从三兵团物色干部，抽调各方人员组织筹备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建国初期的通讯设备还很落后，长途电话杂音大，听不清，陈赓一手抓住电话机，一手摇着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吗？我是陈赓呀，你还在哈尔滨吗？”

电话那边是陈赓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报告陈院长，我是徐立行。”

陈赓说：“你得赶快来北京呀，你们几个头头分分工吧，让张文峰带先遣人员快去哈尔滨，让张衍在重庆督阵，你就跟我建筹委会吧，明天就动身来北京！”

陈赓为什么点完李懋之的将又去急调徐立行？这是因为他很了解这个在延安抗大时期就认识的“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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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3）

徐立行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颇有几分传奇性，笔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献诚，1911年3月生于上海浦东高桥，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岁丧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为了贴补家用，读小学的徐立行辍学做了几年香料厂的学徒，父亲不忍心，省吃俭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徐立行天资聪明，在这所用英文授课的中学中成绩名列前茅，学业极佳。15岁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极点，不得不离开学校，转年报考了陈铭枢办的不收学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学了三个月，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打过来，学生们也都编入陈铭枢的队伍，即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于是16岁的徐立行扛枪当兵了。

学生出身、品行端正、又努力上进的徐立行在旧军队里如荷花出水，鹤立鸡群，深得长官们的赏识，21岁就晋升为连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徐立行带领战士冲杀在火线上，没料到他突患急性肾炎，全身浮肿，军医让他下火线，他死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弟兄们。军医给他开了个偏方，让他天天吃猪肾，没想到他的肾炎竟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孤军奋战的19路军爱国将士们欲哭无泪，不得不撤出战场，退到福建。不久发生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徐立行和陈铭枢的秘书朱伯康是患难兄弟，两个年轻军官积极参加了这次反蒋联共的事变。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中共“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徐立行和朱伯康潜入香港，在陈铭枢先生的指示下，又返回上海从事联络工作。1934年，徐立行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关进大牢，一年后被营救出狱。早就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的徐立行在一年大牢中反复思考，下决心找共产党去！他辗转千里，历经艰辛，四处寻找指路明灯——共产党，但谈何容易，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跋涉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上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刚开始，经陈铭枢先生介绍，徐立行赶赴西安见到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叶挺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只说了一句话：“去延安吧。”

1937年底，徐立行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认识许多像陈赓一样的令他敬佩不已的中共高级将领，多年压抑在胸中的革命热情猛地喷发出来，徐立行成为抗大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8年，他在延河之滨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先在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曾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参谋训练队队长、参谋等职。百团大战后，组织上派他去洛阳任八路军办事处秘书主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后，又调回延安进一步学习。解放战争时，他在刘邓大军麾下三纵任参谋处处长，皖西军区副参谋长，二野特种兵纵队参谋长。

徐立行中等身材，淡眉细目，阔鼻厚唇，宽阔的额头显现他的博学。他为人忠厚诚信，性格有点木讷，甚至有点固执，不善言辞和应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