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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7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来自全国60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惟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按后来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的天象相吻合。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6）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后，“既”在标准月相之后，“旁”在“既”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由《武成》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