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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1）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订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