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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的时候，常年吃不上肉，往往三两人商量夜出偷鸡摸狗，我总是“摸狗”的坚决反对者。吃狗还有讲究，狗不能宰杀，流出了血，狗肉就会有股腥膻味，内行人会把狗吊起来往它鼻子里灌水，将它活活呛死。我目睹过这种场面，狗的挣扎嚎叫惨不忍睹。一次我曾当场在柴禾垛上抽出根棍子冲过去把灌水的人打得和狗一样嚎叫。反正大家都是劳改释放后就业的农工，“革命群众”把我们“劳改释放犯”之间的打架就叫做“狗咬狗一嘴毛”，乐得在一旁看热闹。那时，在我的捍卫下挽救过好多条狗的生命。当然，鸡偷吃了不少，更吃过瘟鸡，奇怪的是并没有染上禽流感，一直健康地活到当了作家。我开始尝试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还没有获得“平反”时就动笔了。这个有关狗的故事是真实的。“文革”期间，不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农民养鸡鸭鹅，这事一般人都知道，但不许农民养狗的事可能很多人就不甚了了。因为城市里早就没有了狗，狗不在当时中国市民的视野之内。农村人却一直有养狗的习惯，农民需要狗来看家护院。当时的农村曾大张旗鼓地组织过“打狗队”，见狗就往死打。别的地方我不清楚，至少是全宁夏境内再看不到一条狗，听不见一声狗吠。消灭狗的理由说来可笑：“喂狗浪费粮食”。宁夏人和广东广西人不一样，是不吃狗肉的，所以狗完全没用，罪该万死，杀无赦。而那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打狗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方便民兵对每家每户进行“夜访”，也就是在夜间突击检查，看哪家有剩余的粮食，有，就毫不留情地立即没收。狗就因为它忠于职守，成了革命者的革命对象。人们说“文革”搞的中国“鸡犬不宁”，这句成语并不完全是象征意义而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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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狗儿（2）

后来，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被大导演谢晋拍成电影，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谢添和著名影星斯琴高娃扮演男女主角。扮演“狗”的狗，却因主人犯了法被银川公安局抓去，最后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了。后来，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老人与狗》的电影场景里，我完全按它的模样做了条道具狗来纪念它。目前我在西部影城养了40多条狗，有土种狗，有德国狼犬、爱尔兰牧羊犬、喜乐蒂牧羊犬、松狮犬、大白熊、阿拉斯加雪橇犬，还有8条藏獒，实现了我的夙愿。我家现在有多少“狗口”很难说清，因为我从养狗的经验中既体会到生命力的旺盛又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狗繁殖得很快，母狗分娩一次可生七、八只，甚至十来只狗仔，有的一年下两窝，可是死亡率也很高，稳定的总数量只能说40只左右。在养狗中我还明白了一条哲理：原先我只有一条狗的时候，为了解除这条公狗的孤寂，特地从外地又买了一条同品种的母狗给它做伴。母狗刚到家时，公狗不但不欢迎，还常常跟她争食打斗。可是自母狗到了发情期，公狗和母狗做爱以后，两条狗就变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了。这印证了恩格斯的话：“性爱是爱情的基础”！所以我对现在兴起的“无性婚姻”很难理解，没有性，何来爱情？

在一篇报道俄罗斯近况的文章中见到一张照片，画面是莫斯科红场边上坐着一位俄罗斯老大娘，怀里抱着条小狗，小狗身上挂了块纸牌，中文介绍说上面写的是：“请给我亲爱的小宝贝一点食物吧”。文章以此说明俄罗斯老百姓现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在街上乞讨又害羞，借着给狗要饭来遮丑。我看了不禁失笑，文章作者去俄罗斯肯定属于“公款消费”，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我这没去过的还不如。俄罗斯虽然私有化了，但普通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并没完全取消，他们至今不存在“看病难”、“教育高收费”和“三农”问题；莫斯科市民住房的暖气费都不交，再穷的人吃饭还是有保证的。这位可敬的老大娘绝不是为她自己要饭，真正是为她的狗乞食。那么也许有人会怀疑：她把政府给她救济的食品分点给狗吃不就行了？这也是外行话。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拿什么东西喂狗，可以说是那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群众文明进步的度量尺。人吃人吃的，狗吃狗吃的，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但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这种区别。“文革”时宁夏“革委会”宣传说狗与人争食，粮食定量是给人吃的，养条狗就多了一张嘴吃饭，为了“节约闹革命”，所以非消灭狗不可。这种宣传农民听了都发笑，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为什么？因为当时农村每家每户的狗只靠舔涮锅水维持生命，稍宽裕的人家仅仅在涮锅水里撒一把麸皮而已。确切说，当时农村的狗不是“吃”大的而是“喝”大的（这也证明了狗的生命力的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