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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而又潇洒地坐在轮椅上，旁边还有个高大威武的警察当他的随从，提着他的行李。这样一直把他送进机舱，安顿他坐好。飞机起飞后我俩大笑，原来是骥才情急之下拿着机票跟美国警察说中国话，而这个可爱的美国警察看他哇哩哇啦地指手划脚，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残疾人一类的，立即找来空姐按残疾人待遇送他上了飞机。

骥才身高体壮脚也大，要穿48码的鞋，据他说在商品还很匮乏的时候，鞋是他最犯愁的事，非要到鞋厂去订做不可。到了美国爱荷华，我俩由中国留学生陪着到超市，这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百货公司”，这种“市场”称为“超级”当之无愧，货物琳琅满目，鞋类区域陈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骥才非常高兴，很快就找到一双适合他脚的尺码的旅游鞋，到收银台付了37美元（这种交款方式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以后，我俩游了芝加哥再到纽约，可能是跑的路多了，他的旅游鞋越来越挟脚。回到爱荷华，那位陪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又来了，骥才就很懊恼地跟他提起鞋的问题。那时我们都不富裕，37美元是很大一笔钱，花了这么大一笔“外汇”却被“穿小鞋”，当然心痛。谁知留学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可以换的，我俩都很诧异：哪有走了一个多月路，鞋都快磨破了还能换的道理？留学生问骥才原先售货的小票还在不在，骥才竟然翻了出来。“走！”留学生坚持带我们再去那家超市，我并不想买什么东西也跟着去看。到了那家超市，留学生拿出售货小票叽哩咕噜地跟售货员一说，售货员就请骥才到鞋类区再去找，看还有没有适合他的鞋。骥才找了半天没找到更大号的，怏怏地又回到收银台。而售货员居然向他道歉，说爱荷华是个小城市，这家超市是连锁经营的，在小城市的连锁店就没有在大城市连锁店的商品多，规格全，那表情仿佛比骥才还不安，一脸没有为骥才服务好的歉意。知道我们曾去过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售货员又说，其实你可以在那些城市去换的，只要有这家连锁经营的超市的地方，拿着售货小票到任何一个城市同一家连锁超市都可以退货或调换。最后，售货员数了37美元退给骥才，丝毫没有觉得顾客沾了便宜的意思。

作家出游（2）

这两件小事比《独立宣言》让我更深地认识美国及其市场经济。可能因为骥才后来没有从事商业活动而忽略了这类小事吧，然而对我“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镇北堡西部影城能一次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被评为国家4A景区，都与这两件小事有关。而且，在写小说《青春期》时，我写进了这样的话：“在市场上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著名女作家叶文玲1995年曾与我同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从台湾回到香港，在“购物天堂”当然少不了逛街买东西。跟女人逛街是很麻烦的，当时我觉得她婆婆妈妈地好像没有什么独自旅行的本领，走过一家商店想回头再找就找不到了，进了地铁辨不清方向，走了几步路就喊脚疼。可是，2001年我到意大利，在没有文玲的场合我却不经意地发现她独自旅行的本领。在佛罗伦萨，我与同行者阿来、邓一光到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的温州老板出来接待我们，知道我们是作家更为热情，说，他家不久前还住过一位中国女作家叶文玲。说起她，老板赞不绝口，佩服她有本事。原来，叶文玲一个人从法国到意大利旅游，刚刚上了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火车，就来了两个意大利小伙子说她坐错了座位，文玲别说意大利语，连英语也不会，只好拿出火车票来跟他们比划。两个小伙子看了票后，跟她道了歉转身就走得没影了，而她一转身，发现自己的包也跟着没影了。中国人外出旅游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包里，尤其是女士小姐。篮子掉地下，所有鸡蛋都打了。文玲的包里装有一万多美元现金和全部证件包括回程机票，身上一分钱（里拉）也没有，而她却并没有当场晕倒或嚎淘大哭，很镇静地游了威尼斯又回到罗马，找到中国大使馆解决了问题，平平安安回到杭州家里。后来我见着她，才知道浙江人乡情的浓郁，从她被盗以后，以下的行程完全靠在意大利的浙江老乡帮忙。如果说中国人遍天下的话，那么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肯定就有浙江人，文玲是浙江人中的知名人士，自然会受到照顾。但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又丢了通讯录，身上连打电话的零钱也没有的情况下，文玲也能找到浙江人，其克难解困的能力确实非凡。看一个人的品质不是看他（她）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危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