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页)

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