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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SWB，1976年10月14日，页BII/12…14。＇。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　刘小萌，前引，页568…569。＇。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同上，页573…576。＇。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　同上，页580…581。＇。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　拔根　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　同上，页558…560。吴是第一个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封信是6月份在由毛远新的暂时替代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决定要发表的。当时毛远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儿替他那个风烛残年的伯父担当与外界的联系人。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41…142。钟志民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他既不是辽宁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进派铁杆核心的一部分。不过《人民日报》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文章，1976年7月17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邓开火的这一边的。＇。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　《光明日报》1976年8月30日。＇。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　刘小萌，前引，页592。＇，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同上，页593…594。＇。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