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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上与当代文化相隔绝，我相信，如果我不直接将小说寄给吴克勤，他肯定无法看到，他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人把他写进了小说。

别的人，包括我们那些中学同学也不会告诉他——大家都在忙着，你能想象在美国曼哈顿料理跨国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里为生计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日理万机的副省长、忙于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一道遮掩发生矿难的黑心矿主，知道这个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写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吗？你能想象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会写信给黄河岸边一个叫吴克勤的人，说“有一部小说写到了你”吗？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从一所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但是，岁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轨迹，早就把“同学”这两个字销蚀得斑斑驳驳，它早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类”的任何信息了。

所以，我坚信吴克勤没有读到我的小说，我也坚信吴克勤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样满怀豪情奔赴革命圣地洛泉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得到权力以后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不久成为处长，不久成为副厅长，不久成为厅长，不久成为某公司总裁；有的花尽所有积蓄千方百计调回北京，不久却被裁员下岗，被强制拆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其间的老城区，成为远郊住宅小区条椅上孤独地享受阳光的老人；有的在农村干活过于努力，因为腰肌劳损而佝偻；有的则由于胆大妄为而成为大款；有的由于常年过不正常生活得了恶疾，过早离开了人世；有的非法贩卖盗版光盘，由于逃避城管人员的管理被汽车撞死在马路上……

就像“同学”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义那样，现在谁还使用“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又能覆盖哪些人群呢？经常还会有人召集搞同学聚会之类的事情，在这类聚会上，这些人究竟能够找到多少共同语言？不要说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样的大福大贵，同样的当了高官，同样的赤贫如洗，同样的无权无势——坐在一起又能够说什么呢？你能述说近乎于黑道的甚至连带几条人命的原始积累过程吗？你能述说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进行巨额贿赂的事实吗？你能向另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诉你的艰难吗？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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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时间之箭（2）

吴克勤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但是后面的叙述却大相径庭，你找不到任何内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广泛社会联系中，在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中，“同学”关系显得多么纤细和些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吴克勤肯定不知道鲁平的故事。

鲁平是我和吴克勤的同班同学，也在洛北插队，距离我插队的村子三十华里。就在所有插队知青按照时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劳作着的时候，就在吴克勤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让贫穷的世界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就小不声不响却淘气得没边没沿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也很少到知识青年集体灶上吃饭——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像黄鼠狼一样半夜潜行出去偷老乡的鸡，然后在他独自住的窑洞里炖着吃，没过半年，村子里的鸡基本上就绝迹了。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这个总是阴郁地打量人、甚至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怯着几分的人做了这件事情。鲁平做过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把生产队一只三岁毛驴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后像炖鸡那样在锅里煮。驴肉很难煮，而丢了驴在农村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队上的社员就全部出动去寻找。那时候群众对于鲁平的人品已经有了怀疑，队长就尝试着到他这里来看一看。果然闻到了肉香！生产队长让几个基干民兵强行突入，那个瘦小的人正坐在锅灶前慢条斯理地撕扯着煮熟的驴肉，看见荷枪实弹的民兵不但不怕，还慢悠悠地说：“先甭急，等我把这块肉吃完了跟你们走。”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过——驴是生产资料——鲁平就以破坏生产罪被关了半年县大狱。出狱以后，鲁平还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集市上去过，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浒》里的牛二一样躲避着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有的说到他缅甸参加缅共打仗去了，有人说他被砸死在了煤矿巷道里……各种极端的消息彼此矛盾冲突，但是在证实这个人的必然结局方面，却都很合乎逻辑。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