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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的地步，别人在他的眼里只是沙粒一颗，没有什么了不起。旧派则认为，他们对山西的光复，稳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也有不小贡献。旧派根深蒂固，势力强大。如杜上化就想把那批新派青年一齐赶走。阎锡山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从稳固自己的地位出发，权衡利弊，左右逢源，既照顾到新派的根本利益，又拉拢和利用旧派。为拉拢旧派，他对旧派貌上极为恭顺，一些政治事务都先请教他们，并支持旧派当民政长。谷如墉卸任民政长时，他竭力赞成前清进士、曾任黑龙江省民政长的赵渊接任。在赵以疾而辞时，他又一再敦促继续担任。在财政司长张瑞玑因受新派嘲弄拂袖而去时，阎又一再做工作。这对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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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厉行革兴

阎锡山在太原重掌政权后，顺应时代潮流，也曾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

当时，由于受清朝统治者的奴役，男子必须梳一根长长的辫子垂于脑后，虽然革命了，仍把辫子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贝。因此，革命党人就把剪辫子看成一件具有反封建奴役意义的大事。妇女原先是“三寸金莲”，身心备受摧残。放脚自然也被革命者视为一项势在必行的社会革兴。

阎锡山从1912年起，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并提倡兴办学校。为了试行，他首先要求在他的家乡开展起来。命令“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当时，自然引起了一些守旧人们的反对。以致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胡折腾之意），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但是，阎锡山没有顾及这些闲言碎语，一如既往在家乡一带推行“新政”（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阎不但明令五台、定襄各村，把庙里的神像打倒，改作教室，还委任五台县五级村的同乡好友康佩珩负责，联合当地绅士名流林铭山、朱应龙、赵三成等人，在东冶镇（距河边村18里）搬掉“十虎神庙”里的神像，设立“保安社”，以此为后盾，开展放脚、剪辫子活动。

唐佩珩，曾在日本留学，已剪去辫子，他为了身体力行，搞好此项活动，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命令他老婆放脚。他老婆不愿意，他就威胁说：“你不掺（掺，当地方言，“解开”的意思）脚板子，我枪毙了你！”他老婆和他的弟媳妇们在他的威逼下都放了脚。他又让他父亲剪辫子，他父亲思想守旧，指着鼻子骂他：“叫你到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他哀求说：“你不剪辫子，我就不能出去办事，你剪了，我就好办了。”他父亲和他5个弟弟在他的动员下，都把辫子剪了。这样，他在五台东冶、建安一带，大张旗鼓地开展剪辫子、放脚活动。

当时，东冶镇宋拐子的老婆带头放脚，受到阎锡山的大加赞扬。他让宋拐子的老婆进行现身说法，到各村督促女人放脚。还利用东冶二、五、八日赶集的时机，在过往行人要道，设立关卡，派保安社的人，带着剪刀，强行给路人剪辫子。他们见人就剪，逮住的就给剪了，逮不住的就跑了。剪辫子在当时思想阻力确实很大，被剪了辫子的人，哭哭啼啼，生怕清朝复辟后杀头，白天到村外躲避，晚上睡在房顶上。经过一段时间后，剪的人多了，人们才渐渐想开了，见他人也不以为然了。

男人还算开通，女人放脚引起的震动更大。经过保安社的宣传以后，滹沱河北面的东冶、槐荫等村还不至于强烈反对，滹沱河南面的河边、建安等村，反对得相当厉害。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的脚也要管。”河边村反对得最凶。河南面各村会打拳的人不少，光河边村就有16个标头（武术师傅），每个标头手下都有几十个人。他们以河边村曲汝霖（豪绅）和宋周全（屠夫）为首，组织了邻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围了阎府，打算进去烧房子、杀人。后经村里的老年人出来调解，才没有出事。以后，他们又手持刀枪、棍棒、铁斧等武器，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并从南街西街分两路进到东冶镇，反把保安社团团围住，扬言要砸烂保安社，杀死康佩珩全家。那时，保安社人手不多，见他们来势汹汹，没一人敢出院。康佩珩、赵三成冒死站在屋顶上，向弄事的人演讲，劝其解散回家。这时，北涧村田某蓄意闹事，扔石头砸康、赵二人。另一些闹事的人抱来了柴草准备烧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开枪警告，然闹事者不听，双方发生械斗，保安社二人被打死，张家庄康复乘机夺得一支步枪，杀死一名邮递员，继向保安队射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