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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

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苏共　20　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

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

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1946年联共

（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

《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的热烈争论。接着，《哲

学问题》1956年第　5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

文学漫谈》，都触及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几百万人获释

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从　1957　年初，“解冻”的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对思想文

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1957年　5月　13　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做“裴多菲俱乐部”。在这种气氛

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出版，竟获得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　10　月，苏联作协

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

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22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

1962年　2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

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尖锐问题也

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　22　大

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1962年

2　月　7日，《真理报》刊登了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

产率的变动情况”：“劳动生产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1962年　9月　9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

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企业能迫切关心最佳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

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利别尔曼提出六条具体建议：

1。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2。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

种物资奖励的统一基金；3。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