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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预防，均有应得之咎。大学士明亮管理兵部旗务，旧有勋绩，现已年老，不能常行到署，著革去大学士并降其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葵，先行摘去顶戴，俱交部严加议处，五日内具奏。”

庄亲王绵课，留京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等接谕后急忙拘来兵部有关人员审训，首先训问兵部监印吏鲍干，因为正是鲍干在三月八日向兵部报告说行印丢的。

鲍干供曰：

“兵部有堂印和行印两枚。堂印留兵部，行印随皇上出巡。初七日皇上启跸，小的到库中取印时，抱起匣子，觉得极轻，心里大惊，于是打开一看，印证了我心中的怀疑：匣内空无一物，哪有大印的影子？小的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大惊之后，小的想搪塞了事，小的想：如今天下太平，皇上出巡怎能用得着行印，不如匿而不报。若今后发现行印丢失，只说这印不是我丢失的，是随皇上出巡丢失的。于是小的便不动声色，把车驾司的行印装在盒子里，携带出来。初八日，小的越想越后怕，即使没有战事，万一皇上在出巡时要撤换哪个将领，用行印却发现不在，我这隐匿不报的罪过岂不更大？于是就把丢印的事说了出来。”

绵课等再问鲍干其他问题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又连天加夜地训问了二日，鲍干仍如是说，绵课等遂把审训结果报嘉庆帝。嘉庆看罢大怒，遂向留京王大臣谕曰：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防及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七日取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如此，则鲍干所言纯为虚假之词，尔等应思：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猝间哪有余暇将印箱移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银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尔等对重要关节不问，只在无关紧要处拷询，实为愚蠢！”

绵课等接谕急讯的干，问：“谁人与你一同进库取印？”

鲍干曰：“纪洪。”

绵课差人急把纪洪找来，纪洪道：“小的从没有与鲍干一同去取印，与他一同去的是任丘。”

于是又把任丘传来，任丘道：“是小的与鲍干一同取印，但那时行印确实是丢了。别的小的就不知道了。”

绵课一直七八天连夜熬讯，鲍干、任丘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绵课奏曰：“鲍干身体虚弱，未便刑求。”

嘉庆大怒，于行营中连发数谕斥绵课、曹振镛、英和等无能。

绵课等人想，也许审问的路子不对，于是查起其他人来，查讯了一个月，果然有了收获。把总郭定元持有盖着兵部关防的信札。提审郭定元时，郭定元供称这些信札是兵部周恩缓给他的。提审周恩缓，周又供称说，他曾与鲍干商量，盗用关防，目的未遂，便串通掌管空白札的沈文元，取来空白信札交给郭定元。

绵课、曹振镛、英和等以为案子有了重大突破，遂把兵部信札及审讯情况奏报嘉庆帝。

嘉庆帝接过奏报，看了看信札，气得双手直抖：“昏庸，昏庸，无能，无能……”

随侍王大臣见他脸色铁青，不知皇上为什么生气。不一会儿，皇上道：“这郭定元所持信札上的印信，实系兵部堂印，并不是行在印信。其年月墨笔字迹，也是用印在前，书写在后，与遗失行印一事毫无关涉。此案应另立案查处，即使有关涉，对这等信札怎能看不出是堂印印信而非行在印信。”

绵课等接到圣谕，又感到线索全无。不久皇上谕示又到，谕曰：“鲍干、周恩绶等显然是捏造谎言，其说前后矛盾，连其在库中取匣一节的供称，也明显有假，对其必须严审！”

刑部经连日审讯，兵部堂书鲍干又称：“去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恩绶曾于九月十三日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了康泳宁在旧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

嘉庆帝接到奏报中的审训结果，又是一阵气恼，这供词中的纸缨之处也太多了？分明是一篇谎供。嘉庆帝遂谕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恩绶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初三日，嘉庆帝回到大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