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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院长、伦敦首席法官、汉普郡地方法庭的首席法官。他还是他那个圈子中最敏捷的用假蝇钓鱼能手之一。正是蒙塔古和他在空军部的同行兼古董专家、空军少校阿契巴尔德·乔蒙德利经过讨论,为一个老计谋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肉馅”相比毫不逊色。蒙塔古后来向双十委员会建立说:“我们干嘛不找个替身,把他装扮成参谋军官,给他真正的高级文件,以证明我们将在(西西里以外)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呢!”这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人”的思想,经过多次会议,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部队和在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使他们确信盟军企图进攻撒丁岛和希腊,而不是西西里。一具尸首抛出,任其随海漂流,而人们知道谍报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和西班牙人有良好关系的间谍。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很多。人们知道,德国在西班牙的情报网工作浮躁,行动莽撞。例如,在法国军官克拉摩根的尸体上发现文件后,对其真实性只做了草草调查,便急急忙忙地送到柏林。但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人曾经把克拉摩根的文件和克拉摩根的死亡现场都认真调查过。无论这个骗局设置得如何巧妙,他们会不会照样不相信呢?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其它理由识破了这个骗局,德国人还可能从反面去理解证据,悟出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集中现有的全部兵力,挫败对西西里的进攻,或者使英美高级指挥官完全放弃“爱斯基摩人”行动。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像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然而,双十委员会还是决定去冒险,并着手寻找一具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这样,如果解剖尸体,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在海上溺死的人。这样一具尸体很快就从本特利·珀切斯先生(伦敦的一个匹克威克式的验尸官)那里找到了,尽管这在战争时期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尸体停放在英国情报局总部拐角霍斯弗里路的停尸所里,这是一座按维多利亚早期基督教拜占庭时代的风格设计的教学式建筑物,弥漫着来沙尔、防腐液和死人的气味。
接着同死者的双亲进行了接触,尽管没有他们为什么要这具尸体,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为了“特别的医学目的”使用这具尸体。死者的父母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决不泄露尸体的名字。结果这引起了对这个家庭身份的广泛猜测。尽管温盖特后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被遗弃的酒鬼的尸体,在查林大桥的桥洞下发现此人时,他已因患肺炎而濒于死亡,但布鲁克却说,他相信死者是个职业园丁。还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一个议员的浪荡兄弟。
而掌管这具尸体的蒙塔古却只是说,“死者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死前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佳,但我们认为,正如我同一个对此提出问题的高级军官说过的,‘他看上去不一定要像个作战军官,像个参谋就行了’”。
死尸用干冰包住,放进一个圆筒,用车拉到摄政街一个音乐出版商家楼上双十委员会的办公室中。这个委员会给死尸命了名:“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0 ”。但是光有名字还不够,马丁还得有个身份,以及个性。于是,双十委员会用迈纳茨哈根用过的法子——编造私人信件。这两样东西都炮制出来了。马丁有一张自己银行的透支单,又从劳埃德银行搞来一封措辞文雅的催款信,和其它文件放在一起。他刚刚订婚,带着一张向邦德街的国际珠宝菲利普斯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为了证明真的有个未婚妻,蒙塔古手下的一个女秘书还给尸体搞两封“情书”。
另外又伪造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都仔细签署了日期,而且每封信都证实了其它信中提到的细节。对可能在马丁身上发现的东西都同样仔细地检查过,并特别注意了收据单和存根上的日期。尸体要在1943 年4 月19 日启运出海,并应在4 月29 到30 日丢到韦尔瓦附近的海面上。但是由于假设马丁是从飞机上掉下去的,又因为双十委员会想叫德国人认为尸体已在海上漂流了四、五天(这是为了掩盖尸体腐烂的程度),收据单和存根都表明,他是在4 月24 日以后才离开伦敦的。
然而,这些小骗局只是为了使大骗局具有真实感。马丁携带的文件透露,盟军的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但只是用来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掩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伪造的帝国总参谋部副参谋长阿契巴尔德·奈将军致负责实施“爱斯基摩人”计划的艾森豪威尔手下的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件。这封信和其它都意在证实这一虚构故事的信件和文件都装进了马丁的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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