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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死亡的气息。

多事的长安三年终于过去。新年伊始，梁王武三思便提议在万安山头建造兴泰宫，取万安兴泰的好彩头。这可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贪赃渔利的好机会，由党附二张的宰相李迥秀主持其事。此君乐得就像掉进米缸里的老鼠，肆无忌惮地索受贿赂，大捞特捞，被监察御史马怀素（上文提到的不肯判处东宫属官谋反的那位）捉住把柄，弹劾他贪赃受贿。事实俱在，李迥秀不认不行，当即罢相，灰溜溜地外放到庐州做刺史。

李迥秀落马并没有引起二张警觉，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新的生财之道，又与僧人万寿商议合谋，请求武皇向天下僧尼收税，用来修建一尊巨型佛像。这项工程浩大，贪赃机会多多自不必说，还可倒卖木材大捞一笔。当年的明堂大火也烧毁了天堂内的巨佛，武皇曾经动念重修，但被狄仁杰劝阻，眼下旧事重提，当即准奏。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四月，向僧尼征税得十七万余贯，正准备投入修建，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进谏，称眼下府库空虚，民生困蔽，实在不宜大兴土木。何况佛家灭诸相，崇无为，一旦兴建大佛，必定填土伐木，蝼蚁啊田鼠啊死一大票，岂非有违佛理？武皇深觉有理，为之罢役，但张氏兄弟已经从中收取了不少好处了。

可是二张万万没有想到，拥护李唐的朝臣已经盯住他们很久了，经过几个月不动声色地收集好证据，于这年七月十二日突然出手，状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贪赃受贿，三人一齐下狱。次日张氏兄弟也被立案审查，事关重大，吾皇命左右台一同审讯。数天之后，司刑正（有点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上奏，判张昌宗强买人田，按律可以罚铜二十斤抵罪。这是武皇可以接受的结果，很爽快地批了一个“可”。不料四天之后御史大夫（相当于总检察长）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张同休兄弟赃款合计四千馀缗，张昌宗依法应当免官。”一向骄狂跋扈的张氏兄弟，终于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本节未完待续）

张昌宗的反应很直接，毕竟是二十来岁少不更事的少年，跳起来就嚷：“臣有大功于国，不至于免官吧？”

一众宰相面面相觑，一个以色事人的男宠，居然好意思说出有功于国的话来，也太无耻了点吧？

武皇也有些尴尬，轻咳一声，道：“张昌宗可有功于国？”

宰相之中以两脚狐杨再思最会谄媚，眼见武皇有心为情人开脱，立刻道：“张昌宗为陛下合药，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

武皇很是高兴，不待其他宰相发话，立刻传旨赦免张昌宗。他的两个亲戚没那么好运气，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今陕西省岐山县），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今河南省方城县西南）。

然而拥护李唐的大臣已视二张为眼中钉，岂会这么容易就罢手？张昌宗贪赃案尚未结案之际，宰相韦安石便上表弹劾张易之等的罪状，敕付韦安石及另一宰相唐休璟一同审讯。这两人都兼任东宫属官，韦安石为太子左庶子，唐休璟为太子右庶子。史书上没有明载张易之所犯何事，但案情性质似乎十分严重，以致武皇不得不再次出面干涉。她不愿与两位宰相直接冲突，又找不到理由为张易之开脱，只好把韦安石外派到扬州去做长史，八月七日又以契丹入寇为由，任命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把他支到东北去。唐休璟临行前，特向太子辞行，提醒他：“二张恃宠生骄，屡失为臣之礼，必将生乱。殿下宜留心防备。”中宗复辟后，称此言对他影响极深，一直深藏心中牢记不忘，神龙宫变前一度想召唐休璟问计。＇18＇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此案背后李唐皇族淡淡的影子，尽管只是通过间接的反映。

拥李派大臣准备了数月之久，张昌宗贪赃案与张易之罪案几乎同时发动，显见图谋乃大。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举动，仅仅半个多月就有了结果，张氏兄弟仍然逍遥法外，仅仅两个亲戚被贬外放而已，而拥李派却损失了两名宰相，可谓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这年九月，宰相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也被武皇以突厥叛乱为理由外派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虽然默啜可汗随即求和并送回扣押多时的武延秀以示诚意，姚崇仍需以灵武道安抚大使的身份出使西北边陲，其真实原因仍然是他得罪了二张。

太子东宫和相王府的人接连被调离外地，且都是名臣良将，当然会惹得天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对二张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怒火甚至延及到了武皇身上。人们不明白她为何为了包庇两个无德无功的男宠，把那么多才华出众的朝臣逐出神都，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