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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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