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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小棒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色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性爱不叫性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