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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老龚带头，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那种深情与惆怅，正与眼前景色相合。有关、梁两大美人在，我们的歌，就越发婉转，多出了不少的内容。暮色中，两美人明眸皓齿，极目远方，恰是两尊穿军装的“维纳斯”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钱有关吗？幸福跟成功有关吗？或者，幸福跟发达有关吗？不，都不是。幸福，只与青春有关。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才能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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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万没有想到，春耕结束，刘队长和集体户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他的位置，早就巩固，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惭愧。我们确实没用。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