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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来后勤，且不善防守。”

钟泱这话，王立文也是明白，其实不是华军不善防守，而是军队人数不多，难以防守广阔的领地。并且由于工业生产模式的建设周期太长，华联对于领域的需求并不迫切。

姜瑞元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才以空间换时间，想要先完善好自己的领地建设，积蓄足够的实力再来决出胜负。

而且华联的经济改革，也让各方势力错误的认为华军在上一次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元气，如今还需要休整，无力在战。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错觉，冯焕章他们才敢于悍然发动内战，挑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

大量的商人将自己的投资转向自由的市场，相比于管制越来越严密的华联，南京**政府的新经济改革明显要自由得多。在华联治下，各大城市和乡镇，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

而公司的发展，除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更多的开始考虑权限值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污染大的产业，赚来的钱很可能毫无价值，因为一旦权限值被清零，就意味着公司的破产和倒闭。

各种严格的管理政策，都在事实上，向这些贪婪的民族资本家们展示着华联的经济发展态度。除了加入产经联的企业和公司，能够获得技术帮助以及政策支持外，私人资本根本就难以在华联这里获得一席之地。

这也是许多民间资本撤出两广的主要原因，而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国内其他军阀势力的误判。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根本看不清未来的发展趋势。

转眼之间，就是到了九月，战局急转直下，反姜联军终是献出了颓势。尤其是西北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前兆。

冯焕章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他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直以来，都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维系与部下感情的有效手段。

这就使得西北军中许多掌握实权的将领，对此深感不满，就如同长大的孩子，不想再受到父母的约束一样。不过这可不是叛逆的青春期躁动，而是非常朴实的人心诉求，在军事化的**体制下，这样的趋向更加明显。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姜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姜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在座的西北军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

这也是因为在过去两军结下了很深的仇怨，又岂会因为主将的政治需要而有所减轻？如果说冯焕章还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军队倒还好说，但在受到阎锡山软禁的那段日子里，这些下属已经尝试了权力的滋味，又岂肯再次匍匐在某人的脚下？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姜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

而阎也是小家子气，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办法继续前进。更何况，跟着这样的老板，实在是没有前途。

反倒是姜瑞元的手段与胸襟，深深折服了这些刚武勇锐的汉子。此消彼长之下，军心离散也成了不可挽回的败局。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姜声浪很高，反姜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

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中央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姜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

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这些很现实的问题，都开始不断拷问着不少人的内心，在这样的煎熬之下，溃败之局就是再也难以避免了。

西北军中大多数人实在不愿意再去西北那里吃苦